“我明白，汤米。”
他挂电话之后，我倒了一杯水，灌下两片阿斯匹林。接着我洗了个澡，开始刮胡子，刮到一半，才发现我已经答应汤米去找杰克·迪博尔德谈一谈。这时我才明白汤米在推销房地产或其他东西的时候手段是如何厉害。大家的话一点也没错，他在电话里的口才实在是一流的。
天气很晴朗，太阳亮得有点过分。我在麦加文酒吧停了一下，喝了一小杯，提提神。向街角的妇人买了一份报纸，丢给她一块钱，那妇人千恩万谢，还一直祝福我。很好，我需要祝福，谁帮助我我都感激。
我在火焰一边喝咖啡、吃英式烤松饼，一边看报纸。我实在很在意为什么我完全不记得是怎么离开斯基普那里，回到家的。我安慰自己说，我的头不痛，情况应该坏不到哪里去。但我知道这两件事根本没有关联。有时候我痛饮到深夜，烂醉如泥，第二天起来还是精神奕奕，神清气爽。有时候前一晚我根本没有醉意，而且事无巨细记得一清二楚，但第二天起来却头痛欲裂。
没关系，算了吧。
我又叫了一杯咖啡，想把代号为“弗兰克和杰西”的犯案手法理出个头绪来。我还记得当时自己充满自信的样子，但现在我却不知道如何善后。也许我那时有很好的计划，也许我那时自以为识破其中的关键，可以轻松把他们绳之以法。我翻开笔记本，希望曾记下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得的重要线索。可是运气没那么好，在离开日落公园那家酒吧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记任何东西。
不过，在那之前我倒是记了点东西。我记下了米老鼠的相关资料：他青少年时好勇斗狠的经过和他那段拉皮条的丑事。其实这很普通，许多人都历经过这种岁月：他们真的是怒不可遏，很想在成长过程中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但是，他们却不明白，他们人生中某些可贵的素质，在他们还没搞清楚前，就被他们的莽撞给毁掉了。有时候他们为了表现自己，表现得过了头，甚至会杀人。我自己就处理过几宗这样的案子，事到关头，孩子们才了解他们真的惹麻烦了。警察可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站在他们那边，他们得面对毫不留情的惩罚。
我又开始翻笔记本。我塞了个硬币到电话投币口里，还查了德鲁·卡普兰的电话号码。我想起那个告诉我米老鼠故事的女人，庆幸没在这样的太阳底下见到她。
“我是斯卡德。”我说。秘书把我的电话转给卡普兰，“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但是我找到更多证据，可以证明我们的对手不是什么善类。”
打完电话，我散了一个长长的步，一直走到第九大道。在小猫小姐那里停了一下，跟约翰·卡萨宾打了个招呼，不过没待多久，我就走了。走到四十二街，我进了一家教堂，沉思了会儿，随后走到市中心，从后门进了汽车总站，通过地狱厨房和切尔西区直至格林尼治村。路上，我经过肉类处理区，还在华盛顿街跟十三街交叉口的肉摊上看了一阵子，跟那些围着血淋淋围裙的屠夫聊了两句，喝了几杯啤酒。接着，我走到外面去看那些挂在钩子上、体温犹存的牛羊尸体。骄阳底下，苍蝇嗡嗡作响。
接着我往前走，头顶着大太阳，火辣辣的难受，于是，我又在另外两个酒吧喝了点凉的。没走多久，我在白马酒吧坐了下来，吃了个汉堡，喝了杯啤酒。
这段时间里，我的脑筋一直在转。
我对天发誓，到目前为止，包括我在内，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好像在看一部逐步推进的电影，线索一点一滴显现出来，我就一片一片地拼起来，现在的问题是我要按照脉络把它们串在一起。
其实这跟我以前的工作习惯不大相符。我以前当警察时，案子通常是用两种办法侦破的——如果可以侦破的话。第一种是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直到有一个关键的证据出现，案情便急转直下，顺利侦破;第二种是我从头到尾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做的工作便是搜集足够的证据，好把嫌疑犯绳之以法。只有很少的几件案子是我莫名其妙就侦破了，原因当时我不明白，现在我还是不明白。我浏览我搜集到的资料，一看再看，一看再看，突然之间，我的眼前光明乍现，答案似乎就在手上。
你有没有玩过拼图?你有没有那种经验?你花了好长时间，一片一片地拼，突然之间，你发现捻在手指间千百遍、你不知道该放在这里还是放在那里的那一片，竟然就是关键的一片。一旦找到适合的位置，局面就豁然开朗，接着一片一片拼下去，很快就拼完了。现在这一片就安安稳稳地放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关键至极：谜团迎刃而解。
在我前面的桌子上有人刻下名字的字首，也有一点一点的油漆。我刚吃完汉堡，喝完啤酒，现在正准备喝的咖啡里面有几滴我很小心滴进去的波本。破碎的信息和影像一段一段在我眼前流过。纳尔逊·富尔曼告诉我说，有很多人有钥匙可以进地下室。我想起比利·基根从唱片架上拿下一张唱片，放在唱机上。我看见博比·鲁斯兰德把哨子放在他的双唇之间。我见到那个戴浅色假发的罪人，不太情愿地搬家具。我还想到那出莫名其妙的戏，是我跟弗兰一起看的，看完之后，我还跟弗兰到酒吧喝了几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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