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不知道那个本田车商找到你了没有。他有个德国名字，可是我不记得了。”
“赫尔德特克。另外他是速霸陆车商，不是本田。”
“差别还挺大。管他的，马修，你还好吧?”
“不坏。”
“你看起来不错。过着干净的生活，对吧?”
“那是我的秘密。”
“早睡早起?吃很多纤维食物?”
“有时我会跑去公园把树皮啃下来。”
“我也是，我就是没办法。”他捋了捋头发。他的发色是深棕，接近黑色，而且根本不需要捋顺，原来服服贴贴的，他一捋反倒乱了。“看到你真好，你懂我意思吧?”
“乔，看到你真好。”我们握了手，我手心放了一张十元和两张二十元的钞票，握手时移到他手上。他的手消失了一下子，然后又空着出现了。他说：“我想你从他那儿可以得到一点好处的。”
“不知道。”我说，“我跟他拿了点钱，敲了几家门去问。我不知道接下去会有什么好做的。”
“你让他安心，就这样。至少他已经尽力了，你懂吧?你又没骗他的钱。”
“是没有。”
“我从他那儿拿了张照片，拿去陈尸所比对。那儿从六月至今有几具未指认的白人女性尸体，不过都跟她的特征不符合。”
“我猜到你会这么做。”
“是啊，我也只能做这些。这又不是警方的责任。”
“我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介绍他去找你。”
“我知道，很感谢你。”
“这是我的荣幸。你现在理出什么头绪了吗?”
“现在还太早。只得知一件事，她是搬出去的，把所有行李都打包带走了。”
“哦，那很好。”他说，“她还活着的可能性增加了。”
“我知道，但还有很多事情没头绪。你说你去陈尸所查过了，那医院呢?”
“你猜她会昏迷?”
“有可能。”
“她家人最后一次跟她联络是在什么时候?六月?若是昏迷的话，算起来很久了。”
“有的人会昏迷好几年。
“唔，那倒是真的。”
“她最后一次交房租是在七月六日。所以算起来，总共是有两个多月了。”
“也很久了。”
“对昏迷的人来说不算久，眨个眼就过去了。”
他看着我，他的淡灰色眼珠一向没有什么表情，不过现在带着一点恶意的戏谑。“眨个眼就过去了，”他说，“她从公寓搬出来，然后就搬进医院了。”
“只需要一点巧合，”我说，“她搬出来，在搬迁途中，或者一两天之后，发生了意外。一些‘热心’的市民趁她失去意识时偷走了她的皮包，于是她身上没有证件，现在用简·多伊①的名字住在哪个病房。意外发生得太快，她还没来得及打电话给父母说她搬家了。我不是说她会发生意外，而是有可能。”
①简·多伊(Jane Doe)，美国法律程序上把不知名的男性称为John Doe，女性则是Jane Doe。
“我想是。你去医院查过了吗?”
“我想我会去附近的几家医院査一下，比如罗斯福医院、圣克莱尔医院。”
“意外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地方。”
“我知道。”
“如果她搬走了，没准会去哪儿，所以她可能在市内的任何一家医院。”
“我也想到这一点了。
他看了我一眼，“我想你复印了些她的照片，喔，你的电话印在背后，那就很方便了。你应该不介意我帮你发一些出去吧，问问那些医院有没有没名字的人。”
“那会很有帮助的。”我说。
“一定会的。花一件外套的代价可以査到不少。”
一件外套，这是警方的黑话，表示一百元。一顶帽子是二十五元。一磅是五元。这些术语是在多年前开始流行的，当时衣服比现在便宜多了。我说：“你最好再査仔细一点，你现在只赚到两顶帽子。”
“耶稣啊，”他说，“你真是个烂杂种，有人告诉过你吗?”
她不在医院，纽约五个区的各级医院都没有。我也不期望她会在医院里，但这种事情还是得去查一下。
我一方面通过德金的渠道查，另一方面自己也去别的地方探探消息。接下来几天我又拜访了几次弗洛伦斯·埃德琳的公寓，又敲了一些门，也跟那些在家的住户谈过。公寓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纽约人也有外地人，不过埃德琳太太有一大堆像保拉·赫尔德特克一样的房客——年轻女性，来这个城市不算太久，希望太多，钱太少。
虽然他们大半都认得保拉的照片，或至少以为自己认得，可是没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就像保拉一样，他们大半时间都没待在公寓里，即使在也是独自锁在房里。“我觉得这里应该像那些四十年代的老电影，”一个女孩告诉我，“俏皮女房东和一堆小孩聚在客厅谈着男朋友和试镜，互相帮忙做头发。这儿以前有个客厅的，不过几年前隔成两个房间租出去了。有几个人我见了面会点点头笑一笑，不过这栋公寓里我真正认识的人一个都没有。我见过这个女孩——她叫保拉吗?不过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连她搬走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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