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那天晚上会在圣保罗见到埃迪，可是他没去聚会。之后，我去巴黎绿酒吧找那个认得保拉·赫尔德特克照片的酒保，原以为他会想起些什么，结果没有。
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到电话公司，他们告诉我保拉·赫尔德特克的电话已经停了，我试着查出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停的，可是若找到能回答我问题的人，就得经过层层关卡。最后我找到了消费者咨询部门，是个女的接电话，她要我等一下别挂断。之后她回来告诉我，消费者资料上显示机主的费用没付清。我问她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机主没有预付最后一笔账款吗?
“她没收到最后那笔账单，”那女的告诉我，“显然她没留下转信地址。她申请装机时付了一笔押金，最后一笔账款就从押金里头扣，事实上——”
“怎么?”
“根据电脑资料，她从五月起就没付钱了，不过她的电话费不多，所以并没有超过押金的数目。”
“我懂了。”
“如果她给我们现在的地址，我们可以把余额转过去。她可能是不想被打扰。最后余额只有四块三毛七。”
我告诉她或许保拉觉得这笔钱不重要。“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要求停话的确实日期?”
“请稍等。”她说，我听话地等着。“是七月二十日。”她说。
听起来不对，我检查笔记本确认一下，没错——保拉最后一次付房租是在六日，弗洛伦斯·埃德琳是在十五日进她房间发现房间是空的。这表示保拉至少在离开公寓五天后，才打电话去通知停机。既然等了那么久，那又何必打?再者，如果她打了电话，为什么不留下转信地址?
“这跟我记载的日期不符合，”我说，“她要求停话的日期会不会是早几天，然后才正式停机?”
“我们的作业程序不是这样。一接到停机申请，我们就马上办理。我们不必派人出去，你知道。我们是在总部用电脑控制的。”
“那就怪了，她那时候已经搬出原来的住处了。”
“稍等，我再输入一次资料，看看怎么样。”我没等多久。“根据上头的资料，”她说，“我们在七月二十日接到停机通知前，电话还是通的。当然电脑也可能会出错。”
我喝了杯咖啡，翻了翻笔记本。然后打了个对方付费电话到沃伦·赫尔德特克的汽车展示处找他。我说：“我碰到了一个小小的矛盾，我不认为这代表什么，不过我想再査证一下。我想知道的是，保拉最后一次打电话回家的日期。”
“我想想看，是在六月底，呃——”
“不，那是你最后一次跟她谈话。可是之后你打过好几次电话给她，不是吗?”
“对。我们最后听到的是电话已经停机的录音。”
“可是前面几通你打过去都是电话答录机，我想知道最后一次有答录机是什么时候。”
“我明白了，”他说，“天哪，恐怕我记不得了。我们是快七月底去旅行的，回来之后，我们打电话过去，电话已经停机了。那是上个月中的事情。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了。”
“好。”
“至于我们最后一次打过去有答录机，应该是在我们去黑丘之前，只是我没办法告诉你日期。”
“或许你有记录。”
“哦?”
“你保存电话账单吗?”
“当然，就算没有，我的会计那边也会有。喔，我明白了，我刚才想成如果我们没找到她的话，就不会有电话记录，可是如果听到答录机的话，就算是接通了电话，所以账单上应该有记录。”
“没错。”
“恐怕现在我手边没有账单。不过我妻子知道放在哪儿，你有我家的电话号码吗?”我说有。“我先打给她，”他说，“这样等你打去的时候，她就会把东西都准备好。”
“你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告诉她我现在在一个公共电话亭，会打对方付费电话过去。”
“没问题。其实我有个更好的办法，告诉我你那个公用电话的号码，让她打给你。”
我是在街上打的电话，我怕电话被别人占用，所以他挂断之后，我依然站在那儿把听筒凑在耳朵上，这样看起来就好像我还在使用。我留了点时间让赫尔德特克跟他妻子联络，又多留了一点时间让她去找出电话账单。我把听筒靠在耳朵上，伸出另一只手按住钩座，这样她要打给我的时候可以拨通。我收线之后，几次有人在数码之外徘徊，等着用电话。每次我都转身道歉，说还得再等一下。
就在我已经对自己的街头即席演出感到厌倦之时，电话铃响了，一个低沉的女性声音说：“你好，我是贝蒂·赫尔德特克，找马修·斯卡德。”我告诉她我是，她说她丈夫已经告诉她我想确认的事情。“我现在手上有七月的账单，”她说，“上头有三通是打给保拉的。两通是两分钟，一通是三分钟。我刚才试着揣摩，为什么留话叫她回电给我们要花三分钟，当然一开始我们得先听完她的留话，不是吗?不过即便如此，我想有时候电话公司的电脑会多计算实际通话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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