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那儿时，聚会正要开始，我只来得及拿杯咖啡坐下来。发言人戒酒快六个月了，还处在我们所谓的滑稽期——混乱、困惑、没有重心。要把他的话听进去很困难，我的思绪飞驰，在自己的轨道上徘徊。
他的发言结束后，我却没有勇气举手要求讲讲话。我以前碰过很多一副“吾比汝圣洁”的家伙给我一大堆我根本不想也不要的忠告，比方说，我已经知道从吉姆·费伯和弗兰克那儿会听到什么建议：“如果你不想堕落，就别去会让你堕落的地方。没有事不要进酒吧，酒吧是喝酒的地方。你想看电视，就弄一台放自己房间;你想射飞镖，就去买个飞镖靶。”
老天，我知道任何一个戒酒几年的人会跟我讲些什么。那是换了我也一样会讲的建议。“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密切参与戒酒阶段课程，加倍参加聚会，早上起床时，祈祷上帝让你保持清醒，晚上上床时谢谢他。如果没办法参加聚会，就读一读《戒酒书》和《十二阶段与十二传统》这两本戒酒协会的书，打电话给某个人。不要独处，因为当你只跟自己在一起时，你就是一个糟糕的同伴。还有记住这个：你是个酒鬼，你现在并没有更好。你永远不会痊愈。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不会喝醉的人罢了。”
我不想听这些废话。
休息时我走掉了。我很少这样，可是现在很晚了，而且我也累了。反正我在那个房间里觉得很不自在。我比较喜欢以前的午夜聚会，即使得搭出租车去参加。
走回家的路上，我想着那个想找我开侦探社的乔治·博安。我是几年前在布鲁克林认识他的，我刚升警探时跟他搭档办过一阵案子，他退休后替一个全国性侦探社工作，学到了这一行所需的知识，而且也拿到了私人侦探执照。
机会来叩门的时候，我没有回应。不过或许现在是时候了。或许我已经习惯某个固定模式，陷入老套了。是很舒服没错，可是不知不觉时间就这么匆匆溜走了。我真的想成为一个住在一家旅社的孤单老头子，排队等着领食物兑换券，去老人中心排队领食物吗?
老天，这种想法真恐怖。
我往北走上百老汇大道，碰到乞讨的人，还没开口我就摇摇手把他们赶开。如果我真的开了侦探社，我心想，或许我可以让客户的钱花得更值得，或许我不会像四〇年代电影里那些逃难的流民一样到处乱窜，我可以更有效率。更管用。比如说，如果碰到保拉·赫尔德特克出国，我可以打长途电话找华盛顿特区的侦探社，査出她是否使用过护照。我可以在她爸爸能负担的范围内雇很多助手，花几个星期清查她失踪期间的飞机旅客名单。我可以——
要命，我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或许都没用，或许任何寻找保拉的额外努力都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若是如此，我可以放弃这个案子，去办另一个案子。
事实是，我一直想着这个该死的案子，是因为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德金曾说我像条追着骨头不放的狗，他说对了，不过不单是因为这样。我是一条只有一根骨头的狗，一旦失去了那根骨头，除了尽力去追回之外，我别无选择。
这样过日子的方式真蠢，过滤一切蛛丝马迹，想要找到那个失踪的女孩。为一个死去的朋友夜不成眠，想确定他死时处于没喝酒的美好状态，或许是因为他生前我没能替他做什么事。
而且，如果我没做这两件事的话，我就没有理由不去参加戒酒聚会。
协会里的人说，戒酒计划是一架生活的桥梁。或许对某些人适用，对我来说，那是隧道的另外一个出口。在出口的尽头，有另外一个聚会等着我。
他们说，参加聚会永远不嫌多。他们说，参加愈多聚会，你就会愈快。愈容易复原。
但那是对刚戒酒的人而言。大部分戒酒两三年以上的人，都会逐渐减少参加聚会。我们有些人一开始整天都去参加，一天去个四五次，可是没有人能一直持续下去。他们以前曾经靠参加戒酒聚会而活，但现在他们开始靠自己而活。
看在老天的份上，我还斯望在聚会上听到什么新鲜话呢?我已经参加三年多了，同样的话我已经听过太多遍，最后完全是左耳进右耳出。如果我有自己的生活，如果我曾经打算有的话，靠自己而活是迟早的事。
我可以把这些话告诉吉姆，可是现在打电话给他太晚了。何况我所得到的回答，永远就是那些老词儿。“放轻松，戒酒很简单，一天戒一次，其他顺其自然，交给上帝，活着好好过日子。”
操他妈老人的智慧。
我可以在聚会上发言，这就是聚会存在的目的，而且我确定那些二十来岁的小混蛋们可以从我这里听到一大堆有用的忠告。
老天，谈起如何种盆栽植物，我也一样可以讲得很好。
我什么都没做，只是走到百老汇大道上，自言自语。
走到第五十街，等着绿灯时，我忽然想到去看看葛洛根晚上的样子应该很好玩。现在还不到一点钟，够我打烊前过去喝杯可乐。
该死，我曾经是个进了酒吧才觉得回到家的人，我不必喝酒，也照样可以享受那儿的气氛。
为什么不?
第11章
“血液酒精浓度是零。”贝拉米说，“我不知道这个城市有哪个人的血液酒精浓度是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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