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们公司规定要先通知前一个受益人，而且手续很复杂，甚至必须将保险范围列在离婚协议书上头。“但我想这些都不适用于目前情况。”他说。
“假设威廉·哈夫迈耶不只参与一个旅费交易。”
“这听起来好像是个不当的牟利手法，”他说，“可是并没有什么违法的情况。”
“我了解。但如果他当受益人的其他被保人也死于暴力呢?”
这回他沉默的时间之长足以与阿林顿的加里匹敌。然后他慢慢地说，“你是否有理由相信……”
“我想排除这个可能，”我告诉他，“而且我想你也乐意排除这个可能。我了解你有你的职业操守，不过查查你自己的记录绝非不道德。你可以等查完了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把发现的结果告诉我。”
我又重复讲了两次，最后他决定，反正我又不在他身边，不能从他肩膀后头偷看，因此查询他电脑里的资讯很安全。他要我等一下，我听着电话里头的音乐，中间不时穿插着伊利诺斯哨兵人寿所提供的心灵宁静广告。
其中一段广告词讲到一半时，他回来了。他语气平静的向我保证，根据伊利诺斯人寿的记录，威廉·哈夫迈耶先生除了故去的拜伦·利奥波德先生外，没当过其他人的受益人。他自己没在这个公司投保，也不是该公司任何保单的持有者或受益人。
“我想告诉你没关系，”他说，“因为其实我没有透露任何资料。只不过是确定我们没有这个资料而已。”
的确，我谢了他，然后挂了电话。我没告诉他，如果反过来的话，那他就保密不成了。若是他查过之后拒绝告诉我任何事，那他就等于告诉我很多了。
美丽的问题总是……
“我不懂，”我告诉埃莱娜。
“旅费交易的诉求?从赚钱的角度来看，没那么难懂。”她在计算纸上涂写着，“那个住在湖林市的投机客只要付五万六干元，不到一年就收回七万元的保单。这样获利率是多少?”她算出了一堆数字，“几乎百分之四十。这样没错吗?没错。其实不只百分之四十，因为他根本没等上一年。”
“他付了不只五万六千元，”我指出，“维亚特康得替他们解决一些麻烦。他们是撮合的掮客。我猜他们在签支票给拜伦时，至少抽了五千元。”
“所以如果湖林先生——”
“是哈夫迈耶。”
“如果他付了六万元，拿回七万五，这样获利率是多少?每年百分之二十五?而且他花了不到一年，就算他足足等上两年，这样的利息也还是比银行高。”
“你要不要投资?”
“不要。”
“你回答得倒挺快。”
“噢，道德上我并不反对这个，”她说，“而且博爱中心里那个人说，这对艾滋病患者来说其实是个大恩惠。所以我想其他人投资这个也不坏。可是这玩意儿令我反胃。”
“坐等某个人死掉的那种想法。”
她点点头。“如果他们不死的话，努力不要因此焦躁;而如果他们死了，也尽量不要因此高兴雀跃。我是说，这一切真是够狗屎了。你不觉得吗?”
“嗯，我完全同意。”
“这种投资也许很不错，”她说，“可是不适合我。获利越高，我对整件事就越反感。我想我还是投资房地产，还有二手艺术商店。”
“我赞成，”我说，“可是我不懂的不是这个。比方你是哈夫迈耶。”
“好，我当哈夫迈耶。”
“你买了一张保单，被保人快死了。你付了大约六万元。根据现在的医学技术，你顶多只要等两年就能收到七万元了。”
“所以呢?”
“那有什么好急的?为什么要跑来纽约射杀一个坐在公园里的人?为什么只为了提早几个月、或一整年拿到钱，而花这么大的工夫?”
“除非你急着要拿到那笔钱……”
“还是说不通。如果你那么需要钱，保单就是一项资产。一定有办法可以拿去抵押借钱，或者拿去借给别的旅费交易投资人。如果你只是想增加利润，我也看不出这是个取人性命的动机。你照样拿到七万元，只不过提早一些罢了。”
“时间就是金钱。”
“没错，但这笔钱不是什么巨款。总之，如果急着要钱急得会去杀人，就不会投资在保单上。他们会去抢银行或买卖可卡因。”
“也许不是哈夫迈耶干的。”
我摇摇头。“不可能是巧合，”我说，“看起来太有可能是他了。我们对那桩谋杀知道多少?凶手是个业余的陌生人，他知道受害者的姓名，而且开枪之前还大声讲出来，好确定自己没杀错人。我觉得这一切都太符合了，甚至连动机都有。”
“你的意思是钱。”
“对。而且我一直觉得这个案子有财务的动机。”
“你的梦，”她说，“还记得吗?‘太多的钱。’”
“嗯。现在关键就在一开始，因为如果钱是动机的话，我觉得钱太少了，不足以因此杀人。”她想开口，我举起一只手阻止她，“我知道，每天都有人为了一点点零钱杀人。有两个家伙买了一瓶酒，为了找的零钱吵了起来，结果其中一个就用刀刺了另外一个。还有个抢匪枪杀了一个不肯交出皮夹的家伙，从他的尸体上搜出了五块钱。可是情况不同，犯下这类罪行的人没有六万元去投资。他们不会住在中西部郊区，专程搭飞机来纽约杀一个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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