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原随即想到另一个情况，东宫的右手拇指外侧、手掌根部和另外三根手指的指尖全都有血迹。如何解释这种情况，他只想到了一种可能。在发现尸体的时候，薛文杰和北原加奈子晃动过。也许就是那个时候，东宫被压在自己身子下面的右手随着晃动把那些还没干的血液抹得到处都是，而当时，薛文杰就在东宫源次郎的右手边。
李原想到这一点，顿时觉得浑身不自在，这件事最终还是牵涉到了薛文杰。
对于这个“-|”意味着什么，李原一时摸不着头脑。由于尸体被晃动过，所以根本无法确定东宫源次郎当时是先写的“-”，还是先写的“|”，也无法判断那个“-”是一个点还是某个笔划的开头。
他看到这里，翻开了东宫一行人的名单。除了东宫外，还有五个人：薛文杰(東宮文介)、北原加奈子(北原カナコ)、畑中久助(畑中久助)、南理惠(南理恵)、西园寺肇(西園寺肇)。如果东宫源次郎死前想留下什么信息的话，显然只可能用日语来写。从这些汉字来看，他有可能想写“文”(抑或“薛”，也许他死前想到了薛文杰的中国姓也未可知)、“北”(从现场情况来看，并不能判断“|”就一定是一横)、“南”或者“畑”(“|”是一撇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东宫写的时候，手是被自己压在身下的，不会像平时写字那样规整)。只有“西园寺肇”无论姓还是名，起笔都和这个符号不搭界——李原看得很仔细，日本字的“肇”，起笔是个“尸”。
而当时在十六楼的另外四个人，与东宫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至少现在看不出，他们与东宫之间有什么太深的关系，虽然现在无法彻底排除这些人的嫌疑，但对于他们关注得过多显然是不明智的。
李原虽然这样想，但还是不自觉地把这四个人的名字和姓氏在心里勾画了一下。暂且假设东宫对这四个人非常熟悉，从东宫的角度来说，他当时时间不多，一定会想到写的内容越简单明了越好。所以如果他想指认的是徐氏父子中的某一个人的话，就不太可能从“徐”开始写，而一定会写“永”、“良”“耀”、“庭”这四个字中的一个。如果是韩明艳，那么他写“韩”字的可能性比较大，但韩明艳会干这种事吗?现在，连李原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有些含糊了。至于秦雨绵，李原虽然并不想把她当成嫌疑人，但还是想到了一种可能，东宫源次郎写“秦”字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先写一横，再写一撇，而不是像一般人——尤其是中国人——那样，先连写两横。
李原想这个问题想得头痛，他往后翻了翻，只剩下一页了，上面是东宫的一些遗物，除了行李之外，还有治疗心脏病的药和手机，手机就在东宫的尸体旁边，而药则放在东宫的西装内袋里。后面附着手机在案发前后的通话记录，火警之后，薛文杰、畑中久助和北原加奈子都打过东宫的电话。李原懒得再深究这些了，他把资料扔到一边，揉了揉眉心，然后给廖有为打了个电话：“你那边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廖有为一早就硬拉上两个日本同行去问畑中久助的话了，他好像已经问完了，正在往回走：“我等会儿到那边跟你细说吧。”说完他把电话就给挂了。
李原站起来，给自己倒了杯水，喝了两口，才觉得脑筋轻松了一点。不大会儿的工夫，廖有为就进来了，看上去气呼呼的。李原问：“怎么了?”
廖有为气不打一处来：“怎么样也不怎么样，畑中死活说他去了就是为了找东宫源次郎的。那俩日本警察跟几百年没睡觉了似的，问话的时候哈欠连天的，好像对这事儿一点也不上心。”
李原说：“你都问什么了?”
廖有为说：“都在这儿呢，你看吧。”说完把一叠纸甩到桌上。
李原现在看见印刷品就有点头疼：“我不看，你说说吧。”
廖有为开了一瓶矿泉水大喝了一口才说：“我问这个畑中，那天晚上他跑到楼上干吗去了。他说发生火警了，他不放心，就上楼去找东宫，结果怎么敲门他也不开，打电话也不接，他没办法了才离开。”
李原说：“那他没说，他为什么套着脑袋上去?”
廖有为说：“人家说了，觉得有点冷。”
李原说：“真能胡扯，东宫的门口烧废纸，他当时没瞧见?”
廖有为说：“他说他很着急，也很害怕，光知道有烟，就想尽早找到东宫离开，没注意是烧的废纸。”
李原说：“越说越不像人话了，这你也信?”
廖有为说：“不信怎么办?本来语言就不通，说一句得让那翻译给翻一句。那俩日本警察简直跟要死在桌子上似的，一句话也不说，真不知道那边派他们俩来干什么。”
李原说：“我看哪，这俩货也就是俩摆设，咱们还是靠自己吧。”
廖有为说：“我倒想这么干呢，可外办的说，一定要照顾到日本方面的情绪，不能给人家任何口实。”
李原说：“让你照顾人家情绪嘛，就当个牌位放一边供着不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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