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良说：“是啊，我当时扶着墙勉强蹭到门口，就觉得实在动不了了，这才下的轮椅，另外，那个房门也有点窄，轮椅不太好出去……但您就没想过韩小姐在给我作伪证吗?”
李原笑了：“我相信她不会说谎。”
徐永良看了看李原：“既然您认为我不是凶手，为什么还要来找我说这件事呢?”
李原说：“我虽然不认为您是凶手，但我觉得您应该和这起案件有某种关联。东宫源次郎是九月十七日入住惊雁湖度假村的，到晚上就遇害了。而您在此期间曾和他有过接触，又去过他的房间。按照韩明艳的说法，您和东宫应该是上午在花园相遇，大概你们就是那时互相知道了对方的身份，但显然你知道韩明艳懂一些日语，所以不愿在她面前多说什么。后来，韩明艳曾经下过楼离开过您，据她所说，原因是您要午休。那天，只有这个时间她不在您的身边。您应该是趁着这个机会去的东宫源次郎的房间。上午刚刚见过，到了中午又马上找他，很显然，您一定有一些比较着急的事情要跟他说。另外，从你们二位的情况来看，显然是东宫到您的房间更加方便，而您却不顾腿脚不方便，主动去找东宫，如果不是因为在您的房间不方便的话，那就意味着，您比东宫着急。或者，这两个原因兼而有之。”
徐永良不说话，只是看着李原。李原接着说：“想到这里，我对您和东宫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我看来，虽然徐家和东宫家的企业现在有一些合作，但你们这二位老人显然已经不太管这些了，所以，你们谈论企业合作的事情可能性并不是太大，我也看过您和东宫的履历，您二位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交集，考虑到所有这些，我最后只能认为把你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六十七年前你率人击毙东宫道彦那件事了。”
徐永良开始不安起来，他局促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您……发现了什么?”
李原脸上的表情一丝未变：“发现谈不上，我只是查了一些史料而已。从一些公开的文献来看，击毙东宫道彦是您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不知道您看不看这边的文献，一直以来，提起□在抗战时的敌人，这边都把它归纳为敌、伪、顽三股势力。敌指日本鬼子，伪指卖国投敌的中国人，也就是汉奸，顽则是指顽固势力，也就是那些喜欢搞摩擦的国民党军，而您，恰恰就是当时顽的代表人物之一。
“但您在击毙东宫道彦之前，却实在不能算得厉害角色。我大致查过一下，您当时手下大概只有二十多人，枪还不够人手一支，子弹数量甚至比枪还少。但即使是这种情况，您还是一边和日本人开战，一边不断地搞摩擦。
“看到这里，我非常奇怪，难道您不知道您当时的处境吗，您难道不知道就凭您那点儿实力等于是鸡蛋碰石头?不要说日本人，就是游击队那几杆破枪也不是吃素的吧。而从史料上来看，也确实如此，您在1942年搞这种动作竟然多达二十余次，到了1943年也就出动了不到十次，到了1944年您完全就已经偃旗息鼓了。我不认为这是因为您学乖了，只能认为您当时已经被打得元气大伤，无法再有什么动作了。
“但这种情况在您击毙东宫道彦之后突然发生了逆转。由于这一地区的中央军搞摩擦搞得太凶了，以至于抗日势力受到了很大的消耗，因此一直无法取得可资称道的抗日战果。一些小规模的战斗，毙伤的日伪军数量也有限，也没有击毙过几个大的人物。而您击毙的东宫道彦，则可称得起是本市抗战史上最大的官了。由于日本有个习惯，对于战死的军官追晋一级以示表彰和慰问，东宫道彦也就从大尉变成了少佐，您和您的弟兄们就成了本市抗战史上唯一一支击毙过日军佐官的部队了。在此之后，您就因此军功在重庆政府挂上了号，从此至少是在本市，您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而随后您也是平步青云，直到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的军衔上退休。
“按说，以您这样的经历，完全没必要去追着东宫源次郎说什么话。即便他的父亲是被您杀死了，您也没必要有什么愧疚感，但从您那天的行动来看，那何止是愧疚感，简直像是有点亏了心似的。您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是不是六十七年前的那场战斗，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情?”
李原说到这里，便不再开口，而是往后一靠，抱着肩膀，静静地看着徐永良。
徐永良沉思良久，才说出一句话来：“李警官，六十七年前的事情，就那么重要吗?”
李原一字一顿地说：“重要不重要，我并不清楚，如果您不想说，我也不能勉强。”
徐永良叹了口气：“我还是说出来的好，这个事情已经堵在这里六十七了。”他指的是自己的胸口。
李原没再开口，徐永良缓缓地说：“您如果看过史料，可能会知道，当时我的队伍在战斗序列上由范敬斋指挥，但范敬斋是个反共老手，他一方面不给我们发放任何军饷和补给，另一方面又给我们下达各种战斗和摩擦的任务，实际的目的就是借刀杀人，从而吞并我当时占据的那一小块地盘。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您所说，我的队伍一开始有四五十号人，但经过两年的消耗，已经剩下了不到二十人，我知道再这么下去，结果肯定是完蛋，所以我当时动了一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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