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你对管家医疗的过激看法会使你在证词涉及博曼大夫时不能保持中立吗?”
“不觉得。”
“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吗?因为按照你的话来说，这与常理‘完全背道而驰’。”
“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内科医生，博曼大夫应该知道在突发心肌梗死时，男人和女人的症状不一样。只要医生怀疑女性患者，特别是过了更年期的女性患者可能会突发心脏病，就应该首先按照心脏病突发抢救，直到确诊不是心脏病为止。儿科也有类似现象，只要医生怀疑患者可能是脑膜炎，就有责任按脑膜炎处理，并实施脊髓穿刺。女性患者有心脏突发迹象时，医生也应该这样处理。博曼大夫既然怀疑有心脏病，就应该采取相应措施。”
“布朗大夫，”伦道夫说，“经常有人说医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你能告诉大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这句话的意思是，医生不能仅仅依靠事实，还必须有判断力。而判断力不是客观的和可以学习的，所以说是一种艺术。”
“也就是说医学知识也是有局限性的。”
“的确是这样。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即使是双胞胎。”
“你不觉得2005年9月8日晚，博曼大夫面对的情况有点特殊吗?那是他一天内第二次到斯坦霍普家门诊，而且知道患者有疑病症。你不觉得这种情况需要极强的判断力吗?”
“任何诊疗都需要判断力。”
“这里我问的是案发当晚。”
“是的。确实需要极强的判断力。”
“谢谢你，布朗大夫，”伦道夫说着开始整理笔记。“提问完毕。”
“证人可以退席了，”戴维森法官说。接着他转向陪审团，继续说道，“快到中午了，我觉得也该放你们去吃午饭了。反正我是饿了。记住不要跟其他人讨论案情，陪审团成员之间也不要讨论。”他敲了下法槌。“现在休庭。下午1点半继续开庭。”
“全体起立，”法庭文书高声宣布。法官走下主审席，进了内庭。
第十一章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2006年6月7日，星期三
中午12：30亚历克西斯、克雷格和杰克找到一家卖三明治的小店，很吵，窗外是波士顿政府大楼的公共绿地。他们邀请伦道夫一起吃午饭，被他婉言拒绝了，理由是他要准备下午的庭审。正是暮春时节，天气很好，草坪上人很多。大家都趁着午休时间，从逼仄的办公室里逃出来，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杰克觉得与纽约相比，波士顿更像是一个热衷户外活动的城市。
开始克雷格照旧闷闷不乐，可渐渐放松下来加入谈话。
“你还没说尸检呢，”克雷格突然说道。“进展如何?”
“目前由一个葬礼承办人负责，”杰克说。“他会把相关文件交到卫生部门，然后安排打开墓穴，把棺材取出来。”
“就是说计划还在照常进行了?”
“我们在努力，”杰克说。“我本来以为今天下午就可以开始尸检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消息，看来只有等明天了。”
“法官希望星期五能将案子交陪审团合议，”克雷格开始泼冷水。“明天尸检可能太迟了。让你白忙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也许真是白忙活了，”亚历克西斯垂头丧气地说。“可能真的派不上用场了。”
杰克看着他俩。“嘿，振作点，伙计们。我不觉得白忙活了，至少让我感到我尽力了。而且，我越想那个发绀的问题越觉得有名堂。”
“为什么?”亚历克西斯问。“再给我解释一遍吧。”
“别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克雷格说。“我可不想空欢喜一场。还是讨论上午的庭审吧。”
“我以为你不想提这事呢，”亚历克西斯显得有点惊讶。
“说实话，我真想忘掉庭审。问题是没这个福气。我们不是还指望后面有转机吗?”
克雷格和亚历克西斯都满怀希望地看着杰克。
“你们这是干什么?”杰克看着他俩，苦笑着问。“审问吗?为什么看着我?”
“因为我们三个中间，只有你能做到客观中立，”亚历克西斯说。“显而易见啊。”
“你听了几场庭审，觉得伦道夫表现如何?”克雷格问。“我很担心。我不想输掉这个案子，不单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医疗事故。这案子关系到我的名誉。刚才那个证人是我医学院的导师，而且在我做住院医生期间，他是我的指导医师。我很崇拜他，从职业角度说，直到现在，他还是我的偶像。”
“我能理解这案子让你觉得很绝望，很委屈，”杰克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伦道夫的表现很不错。托尼企图借助布朗大夫的证词，将克雷格置于不利的地位。伦道夫的交叉询问从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这种不利局面。我觉得从今天早晨的庭审来看，可以说是一个平局。问题在于托尼更善于调动观众，不过我们不能因为这点就临阵换将。”
“布朗大夫用儿科病人和脑膜炎举例子，很有说服力，这点伦道夫也无能为力。布朗大夫说得对，更年期之后的女性患者，只要有心脏病突发的可能性，就应该比照心脏病突发的标准实施抢救。在很多病症上，女性患者的症状都与男性患者不一样。也许我真的搞砸了，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她可能是心脏病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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