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的目光相遇了，停留了几秒钟。然后，朱丽亚感到手脚无措，面孔涨得通红，把目光转向别处，急忙离开职员办公室。她十分纳闷，不知道作为女人引起男人的注意力，为什么会使她本能地感到内疚——似乎有理由怀疑她与此人同谋。
布洛密县法院办公楼是个多么沉闷的所在!朱丽亚急着要走，但拿不定主意是走楼梯还是坐电梯上一楼。她是走楼梯下来的，但楼梯阴暗，灯光暗淡，不太舒坦。(她近来听说大学里的一个朋友，CBS的女经理，在纽约一幢照理说应该是安全的大楼的楼道里被人强奸，并且被打成重伤!)电梯比较安全，朱丽亚想道。于是她按了“上”的按钮，等着电梯。
他望着我吗?——跟着我吗?——没有。
她回头偷窥，只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妇女和一个男仆走进职员办公室。到处都没看见那个警员。是我的想象作怪!真滑稽。朱丽亚?马特凌已经不是年轻的女郎——她已经三十七岁了。即使还是小巧玲珑、风华正茂、有一双黑眼睛的漂亮姑娘，在屋内、在街上，她从来没有感到能够不可抗拒地引人注目;她也不愿意引人注目。因为男人这种抽象的兴趣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既不是承诺，也不构成威胁。
电梯慢得要命。总的说来跟法院办公楼一样已经很旧，甚至可说是古老。朱丽亚按了“上”的按钮，极力按捺紧张不安的心情，等着电梯下来。她急着要走，急得像个傻乎乎吓坏了的孩子一样!
马特凌夫妇，朱丽亚和诺曼，住在郊区的昆斯顿村;离市区二十英里。跟大多数昆斯顿人一样，除非不得不和法院打交道，他们难得到县法院所在地这个肮脏的工业城市一趟。朱丽亚已经好几年不进城了;诺曼或许从来没有到过这座城市。他享有昆斯顿前沿科学研究中心突出贡献研究员的称号，如果他勉强同意挤出时间旅游，通常总是到几千英里以外的地球上遥远的地方去参加科学会议。他工作得多么专心致志!多么全神贯注!简直像个大孩子!即使在这种时候，吃饭时他也皱着眉头，越吃越慢。这个男人很忙，他在工作，朱丽亚学会了不打扰他。
她本人在昆斯顿一家私人捐赠的艺术馆当副馆长，但她担当了所有的家务事和在当地办的差事。例如，为她和诺曼办护照签证之类的事情，(诺曼下个月要到东京去宣读一篇论早期宇宙换相的论文，朱丽亚希望陪他去)。她不在乎负责料理家务，她从来不在乎。她没有需要照顾的孩子，也没有别的离不开她的人(除了诺曼以外)。
一个天上和地下的差别?——普通人和超凡入圣之人之间的差异?
电梯终于到了：门开了，朱丽亚木然地踏进电梯。
电梯的门刚在她的身后合拢，她看见里面只有一个乘客：是个警员。可是想退出去为时已晚。
起初朱丽亚十分惊讶，忘了害怕。她注视着那个警员。就是他!可他是怎么从她的身边溜过去，上到另一层楼的?他一副怪样，对着她吃吃地笑，露出了不整齐的黄牙齿。他像狗一样无礼地摇晃着脑袋，把一绺油腻腻的头发从眼角抹开。
朱丽亚喃喃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你是谁?”
他朝朱丽亚走过来。朱丽亚小声地喊了一声，用手提包把他推开。那个警员抓住她的肩膀，把她逼到电梯壁上。朱丽亚痛得叫起来;他压在她的身上，粗鄙地磨擦。“不!住手!救命!”——袭击她的人用手掌捂住她的嘴巴，使她喊不出来。
在这么近的距离可以看清楚那个男人粗糙的肌肉组织，上面似乎有些凹点。他的眼神阴湿、残酷、嘲讽;脸上蒙着一层油。朱丽亚喊不出声，她只能默默地抗议，在心中抗议：别!别伤害我!你是谁!电梯蹒跚地往上升——过了一楼——过了二楼——过了三楼——此时袭击她的人哈哈笑着，喘着粗气把朱丽亚浅褐色套装的裙子扯下来，拉到屁股下面，粗野地拉开自己裤子的拉链，不在乎她多么疼痛，用力地又把她推搡到电梯壁上，将他的鸡巴塞进她的大腿之间，塞了进去，还是把他的枪柄塞了进去。朱丽亚被他捂着嘴巴，挣扎着喊道。不!不该是我!只觉得一盆滚烫的水泼在身上，顺着身体两侧，迅速流遍了全身，——
朱丽亚喘着粗气吓醒了。她绝望地挣扎，要摆脱缠在两条腿之间的东西。是被单吗?她是在床上吗?
她迷迷糊糊地往旁边摸，有个东西在床上：看上去是黑的，摸着暖呼呼，沉重而不动：是她的丈夫，睡着了。
“感谢上帝!噢，感谢上帝!”朱丽亚小声说道。
多么丑恶的梦!栩栩如生!多么可耻!
但诺曼没有受到惊扰。他仰面躺着，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呼噜声。这声音使朱丽亚苦恼。
此时大约是凌晨四点钟左右。朱丽亚的睡衣湿透了，不停地颤抖。她僵直地在床上侧身躺着，时睡时醒。好在诺曼像个大娃娃，睡得很沉：诺曼常常熬夜，白天睡觉时常惊醒;但晚上则令人羡慕地睡得像死猪一样，似乎体内的每一个粒子都分解了，跟他毕生研究的宇宙早期的情景一个样。他永远不会知道。
黎明的晨曦透入房里的时候，朱丽亚的梦已经忘了大半。她第二天早晨在盥洗室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咽喉上有一条紫红色的痕迹。她不知道这条痕迹是怎么来的——也不记得昨天晚上梦中的挣扎，不记得是怎样从梦中挣扎着惊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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