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叹了一口气，或许还自言自语地喃喃说了一些话。因为我知道自己有这个习惯，我曾经对猫说话，曾经多年对着金丝雀喃喃自语。他耳聋，高兴起来也大声嘟哝。上帝慈悲!可从我的语调你可以判断得出上帝已经不再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肯定这种情况已经有多少年。可是他睡得很沉，根本听不见。他准是仰卧在床上，下巴往下垂，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准是这样。
我不是一个体重的女人，更算不得肥胖。我有点儿发福了，因此两腿和脊背的负担加重。自然而然急躁起来的时候就会感到呼吸急促。
处在我的地位，女儿们偶尔打电话来，我就告诉她们，你们无所谓，噢，别对我说!
我慢慢地、痛苦地摸索着走进盥洗室，因为膀胱胀痛。我快受不了了。我闭上眼睛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盥洗室，整座屋子都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还是想努力看清楚，在这种环境下实在是犯了一个错误。于是我摸索着找门，一会儿碰着脚趾头，一会儿撞到书桌上，似乎盥洗室的门换了一个地方，改到了原地几英尺以外。我一边喘气，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嘟囔囔，在我这个年纪，如果在人的世界里得不到尊重，至少物质世界也该尊重我。当然，他是听不见的。他正自私自利地呼呼大睡着呢。
幸好盥洗室就在房门外面的大厅里。因此我无须走得太远。
进了盥洗室，我忘了没电，在墙壁上摸索着寻找开关。习惯是多么的顽固!
可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抽水马桶。我发现盥洗室比房间里和大厅内更黑;虽然在抽水马桶后面有一个窗户，窗户外面可以看见陡峭的屋顶和一片古老茂密的牧场(自从我们迁居到这里，十二年来多少个夜晚这片牧场沐浴在月光下，我站立在这扇窗户前向外张望。眺望什么呢?期待什么呢?)。可此时窗户也溶入黑暗之中。一团漆黑。要不是雨点劈啪劈啪地打在窗户上，湿气逼人，你简直不能相信那里有个窗户。
我摁了一次、两次、三次，抽水马桶才流出水来。跟以前骂过多次一样，这一次我也咒骂管道设施。因为这所老屋子里的管道总是这里那里不断地出毛病。谁会打电话叫管道工来修理?——又让谁开支票给管道工付钱?女儿们说，你为什么不埋怨老爸，为什么你不让老爸一个人独自待在乡下，你知道老爸的神经不好，她们现在，或者过去常常这样说，可怜的老爸。这些小傻瓜自以为知道——
说到底我想还是我的错。这么不假思索就一下子同意把我们原来的房子卖掉了，搬到这里来。离开了我们在大学城里居住了四十三年的屋子，搬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农场，这些单调的树木，保存着他的记忆(因为小时候他的父母曾经在夏天带他来过这里走访亲戚——他说那是他一生中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光)。但却不是我的。没和我的三个女友告别，因为她们小瞧我，认为理所当然，我受不了，搬走是对她们的报复，我报复了。现在悔之已晚。
我听着越来越大的雨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团漆黑中摸索着回到床上。哗啦!雨水又冲刷窗框，劈啪劈啪地打在屋顶上。现在是他的鼾声没有刚才响了，还是风声太大，压倒了他的鼾声;我不在床上的时候，他一直没动。在一团漆黑中，我很可能发病或者晕倒滚下楼去，他会注意到吗?——笑话。我躺下来，垫子里的弹簧嘎吱嘎吱地响。他还是一动不动。
于是，我尽力不再想这场大雨，不想地窖。不想雨水往外溢出来的屋檐。我努力镇定自己，看着黑色的雨水向我涌流过来，看着也许会把我抬起、浮在水面的浅浪，就像在游泳池里学会的那样浮起来。令人惊奇的是，我很轻易地浮起来了。而且一点儿也不害怕，而年轻的女人却遇到困难，骨瘦如柴的最糟糕，老是浮不起来。这么容易。你只消听之任之，就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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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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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的心静不下来。就像织毛衣——钢针一闪一闪，卡嗒卡嗒地响个不停。
长年累月他 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打印讲义，不让人打扰，打的都是同样的讲义，写学术文章，编写他唯一的著作——以不规定就谁也不会读的古希腊悲剧为题材。我想我们作为他的妻子和女儿，为他感到自豪，我想我们大家生来就有一种自豪感，所以我想我们必须为某些事情感到自豪!当然作为研究古典文学的教授，他的薪金足以养家活口，我承认。可怜的老傻瓜总是叼着烟斗，不知道自己吸的是什么。他们这些人都是这个样。不许他真正吸烟的时候，他就像婴儿吮吸橡胶奶嘴一样，把没有点燃的烟斗衔在嘴里吮。一副可怜相。他们在研究古籍的公共休息室里举行退休派对，只有甘甜的红葡萄酒，插着牙签的一块块干酪，祝几次酒，主席的赞扬。他站起来致谢，眼里闪着泪花，而那些年纪较轻的教授们则相视傻笑，就连那些快要退休的资深教授也把哈欠强咽下去，就像强咽大得难以下咽的桃核一样。瞧着真是可笑!
大家举杯祝贺埃莫利特斯教授，他庄严地举起自己的酒杯。从来不知道。可怜的老废物，老傻瓜，从来猜不到在那种场合第一个钻进我心里的是什么想法。
然而，后来，由于自己的弱点，为了报复我那几个不多的朋友，我却让他说服了我，搬到了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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