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的头版新闻还报道了道路安全委员会主任法兰兹·罗姆上吊自杀的消息，果不出我之所料。
因孩子们的关系，我没告诉记者们去学校，但我把事情告诉了他们，还寄给了他们一张福格尔的照片，这样就把他与当天的突击搜捕中的另外主角——兰希尼格和希拉德——联系到了一块。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我和整个行动连在了一起，不死鸟是决不会忽略这一点的。
他们让我在福格尔的牢房里呆了半个小时，但我的运气并不好。我曾想利用福格尔的懦弱撬开他的口，可情况不同了，20年前他的那种害怕心理已不复存在了。他十分清楚他的恶运已经降临，他的生命将结束在这间小小的牢房里，因而变得无所畏惧了。尽管我自己也认为无论他再交待些什么也无法换取对他的审判，但我们不死心，想以此为钓饵来试试。他并不为之所动，整个看上去就象个死人一样。
约翰王子旅馆有个车库，我把我的大众停了进去。车上挡板上不断往下淌着泥水，等我停稳车去吃饭时，地上已积了一摊泥水。餐厅的人对我相当注意，他们大概都看了今天的报纸。酒吧的服务员是个年过中年的男人，一副灰不溜湫的样子，他在给我斟酒时两手不住地打颤，我真怀疑在39年到45年之间他都在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
尽管如此，酒的味道还是十分可人的。在大粪堆上趴了6个月后，连味道有时也变得无所谓了。
到了上咖啡时，大部分桌子都空了。有个美国人搬了把椅子坐到了我桌旁，顺手把一张晚报放到了桌子上。我一低头，正好看到了报纸上登的我的照片。我拾起了头，看了他一眼。他开心地笑着对我说：“看来我们的船都在迎风航行，先生。”
我无意和这个人交谈，甚至连认识他一下也不想，但有时不作出反应是十分危险的，况且还有规定要求我们马上这样做。
“有风就赶紧抓住，越快越好。”
看来这就是那位布兰德。他留着平头，精明的脸上长着一双灰色的眼睛，显得非常冷静。尽管他满脸笑容招人喜欢，可我还是恨他，对他的冒昧耿耿于怀。如果某个特工决定让自己的形象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一定有他的理由，而且那是他自己的事，他拥有决定自己工作方式的权利，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危及工作机密。我要保证做到一条，如果我决定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万一出事，受到伤害的只限我一个人。
现在，我的脸已是众所周知了，即使我肯定后边没有尾巴盯我，我也不能跨进杭特丹伊奇和勒纳诺乐大街一步。在我把自己巧妙地暴露在敌人视线下的同时，我就断然割开我与柏林联络站的一切联系，唯一的接触就是通过邮政信箱和股票市场广播节目来进行的。从今早起，我真正成了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没人会愿意来接近我的。这也是我们常常使用的斗争方法，琼斯就用过两次——打破常规的秘密活动，站到明处和敌手公开较量，这在执行某种特殊任务时还十分得心应手。当然，对于采用这种方式工作的特工本人来讲，这是十分危险的，他必须了解这一点，并为应付种种意外作好一切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人去和他接触，就会增加他的危险性，同样，前去和他接触的人也将濒临险境。当你变成炙手可热时，就意味着你得不到任何人的保护，没有任何人和你接触，你也绝不能和地方联络站发生联系，甚至连打电话都是危险的。
“你还要坐多久?”我毫不客气地问。
“噢，事实上我住在这。”
我们都清楚，在此境遇之中，我们的谈话必须十分小心谨镇，防备有人在附近安有窃听装置。餐厅里有柱子和帘子，侍者们还在不停地走动，桌子底下就有可能装有窃听话简。
他敬了我一支雪茄，我摇头谢绝了，告诉他说：“我不抽这种牌子。”
“我刚打算介绍给你。”说着他把烟盒拿了开去。
“我已是炙手可热了。”我边说边望着窗户，他捡起了他的报纸。
“要不是才怪呢。”他笑着说道，同时又看了一眼报纸的头版，然后把报纸折起夹到了腋下，“好吧，我不会老跟着你的，不过，有事的话你可随时吩咐。”
他走后，我又坐了一会，喝完了我的咖啡，然后起身回房。到了房间里后，我换了一双干净鞋子，想着对我即将采取的行动的正当理由。想好后，我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一阵轻音乐声，离规定的时间还有几分钟。
我在饭店给住店客人提供的信纸上挥笔写下：
重复一遍：撤去保护我的人员。亨格尔和我接触过了，希望以后不要再有类似的事发生。布兰德也和我会过面，并且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对此我也不感冒。再重复一遍：我单独行动。
音乐完了。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报告才写了一半，我决定听完广播再接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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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掉了收音机。给我的消息是：提高警惕，你已身陷红区。
我接着写我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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