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集中营期间，我的身份是一个智商低下的纯雅利安警卫，以前曾干过海员，有一个叔叔属于希姆莱亲信小圈子中人。我曾多次当众咒骂过丘吉尔，为此，在庆祝毒气室开始使用的庆祝晚会上，他们把我当作演出的一部分登台表演。就在这天晚上，我们又救出了七个人。当时我们听说毒气室的日处理能力是二千人，集中营长官那天晚上为了庆祝喝了个酩酊大醉，其他大都分军官也差不多是不醒人事了，而我们没有。7比2千，这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后来我和索里回过奥斯威辛，把我们藏在集中营中的材料找出来交给盟军。那是我们作了三四个月之久的记录。我们在惩罚室的墙上打了洞，把材料藏在洞里。根据我们所作的这些证据材料，9个党卫队军官和14个集中营警卫被判处了绞刑。但这似乎并不值得我们摆酒庆贺，我们一直自以为收集到的都是些重要材料，但后来一看都不怎么样，其效果不过是在魔鬼脸上挠了一下。唯一的好处是能让我们聊以自慰。
二十年来索里的变化太大。我们相识时还都是毛头小伙子，现在不是了，可他的那种精神如旧。你可把他称作是最文雅之士，他怒从不形于色，除非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象一颗未引爆的炸弹。
眼下我可以感觉得出他身上那种蛰伏的愤怒，我明白他不会再过安闲的日子了。
“我昨晚才听说你在柏林。”
“你能马上来看我真是太好了。”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你曾与某个人共上刀山，同下火海，经历千辛万苦，当你们再度相逢时，你仍有无话可说的感觉，除非说到“你还记得老X吗?”这样的话。可眼下我俩谁也不想去回忆过去。
“你在柏林干什么?”他问我。我们随便聊了一会。办公室里别无他人，透过墙上的隔窗可以看到实验室里有两个人头在动，那是索里的两个助手在工作。
“还在搞你的虫子吗，索里?”
“老本行啦。”他笑着答道。他喜欢孩子，成千上万的孩子。上次我们在慕尼黑相遇时，他正出席细菌学专家的国际会议，讨论有关制止细菌战的一些提案。那不是我的专长，而他却是个名符其实的专家。
“科隆大学给了我一大笔钱，我现在有了我自己的实验室。”他告诉我道。
“祝贺你。不过坦白地说，我是吓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他的办公室里摆满了装有各种细菌培养液的容器。他和我谈论了一会儿他的工作情况，不时地停下来以欣喜若狂般的眼光看着我。他不止一次拾头看看墙上的那扇隔窗，然后又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然而，他的眼光又暗淡了下去，可以看出，他已将他刚才产生的那种一吐为快的冲动控制住了。这时的他又恢复到了他被用闷罐子车送到集中营，又被从他妻子身边分开时的那种样子。当时他就象现在这样站着，眼晴就象死人一样暗淡无光。
不久，他就不再谈论他的工作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实在没有什么话题好谈。
“你住在什么地方?”他问我，“我们还得见一次。”我告诉了他我的住址。他又说，“约翰王子旅馆?那个地方贵得很。”
“在德国我从不住下三流的旅馆。”我不知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也许只是一闪念而已。在拉文斯布鲁克时，妇女们在被送进毒气室前总要先剃光头发，头发蒸过后打包送到做床垫子的工厂。德国的高级旅馆中的床垫子都是泡沫海绵做的。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是吗?”他看出我想走了，因此问道。我回答说会的，但没有约定日期。
来到了大街上，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希望我从未拜访过索里·罗斯坦，而成天埋首于那些虫子之间的他是不是也有同感呢?我的登门拜访一定使他进退维谷了：他有事想告诉我，但又不能够。我有种预感，那一定是件我不愿知道的事。
午后，他给我来了个电话。我真不该如此粗心大意。
“是我。”他说的是英语。
我没有答话。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波尔。然后他又说：“老没见你了，不是吗?”
“是啊。”他想说明是谁打来的电话，这样讲就可以避免报出姓名来。
“我想见你，等着我。”他对我这样说。
电话挂了。
看来他已到了有话非说不可的地步了。要不然就是他不愿在实验室里和我说，隔墙太薄了。他一定是在走后才下决心要和我谈的，否则他当时就可以和我约个地方边吃边聊。他不想使用电话，因为他不想提及姓名，同样他也担心他那间办公室隔墙有耳。
看来毛病不仅仅是出在虫子上，要不就是那些虫子大有文章，细菌战兴许就是线索。我的脑子里始终没有扔下波尔，还有新大剧院的票房，这里一定有联系。波尔是不会给我打电话的，因为我正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目前不能和我发生任何联系。况且他的声音也不象索里，而且他只对我讲过德语。这里一定出了什么毛病，我不得不重新回忆一下我和波尔之间的谈话，然后才恍然大悟。他是这么对我说的：
我们知道你预定了这个包厢。
这么说你与票房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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