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看街对面，救护车已到了，有两个人正试图在围观的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来，其中一人还拿着折迭担架。我让门房把屋门锁上，等警察来。
当前我要做的是先别去想索里，而是想想应该怎么办。今后的麻烦是不可避免的了，自责——更坏的可能还有一种负罪感——会象毒蛇一样紧缠我不放。我曾计算过在过去的30年中到底有多少人死在我的手里，他们从没让我牵挂过。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战争中的纳粹，其它的则是企图谋害于我的凶手。他们都是敌人。索里是我的挚友，他的死是由我的粗心而造成的。
在这种自责感永久地缠上我之前，我必须按捺住满腔的怒火。行动是最好的镇静剂。
当我走下楼来回到大街这边时，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已停在了救护车的后边。我沿着人行道向左进了旅馆的院子，开出了我的大众，向正西直奔新的环机场路。一路上我亮着大灯，只用了15分钟就赶到了波茨坦大街。警长已在实验室里了。接到我的电话后他随其它人一起赶到了这里。他是和我一起执行兰希尼格等三人的逮捕行动中的警方官员，他叫斯坦纳。他见到我说：“罗斯坦博士怎么样了?”
“没什么新情况。”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我们把负责凶杀的人派过去了，你和他们谈了情况没有?”
“没有。这个可以等等，我想先看看这个地方。”
博士的两个助手还在，看上去吓得够呛。袭击来得很突然，但不彻底。有些容器被扔到了地上，玻璃碎了一地。一个警察正在收集剩下的资料，准备搬走。
情况够清楚了，“不死鸟”是了解索里其人的。他们已经在怀疑他在和他们演戏了，但密而不宣。也许他们已经了解到在纳粹投降前几个月里他是和我在一起的。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4小时里他们还在对他进行审查。对此我十分清楚，他们窃听的电话是他的，不是我的。当他们从电话中了解到他要来见我，他们不再犹豫了，决定马上采取行动。但他们手头没有现成的人可用，因此就令303号房间里的人下手。 (我想枪恐怕是现成的，因为他随时有可能接到把我干掉的命令。) 甚至在索里还未到达舍纳林德大街之前他们就已下令搜查他的实验室了，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在事出之后，我一定会去找实验室查找他要告诉我的重要事情的线索。
我看了看地上的那些碎玻璃，它们看上去是那样的不可救药，这是人类无法修补的少数几样东西之一。
“发现了什么没有?”我问警长。他注视着我，反问道：
“他是你的朋友?”
“是的。发现了什么没有?”
“没什么有价值的。”
我知道他留了一手。他受过训练告诉他不能对他不了解的人无所保留，即使那人是上级派来的。
他还在盯着我，见我丝毫没有回避他眼光的意思，终于退让了。
这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你自己还回去吗?”
“当然啦。”
“我们派人和你同去。”
“那可是太好了。”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他听了一会儿后把话筒递给了我。是斯坦纳警长打来的。
“能来一下吗，奎勒先生?”
“我不是刚去过吗?”
“有重要事情。”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我说我就去。凶杀处的人很恼火，因为他们和Z警察局两个系统，他们常在工作中发生冲突，一有机会就尽量扩大事端，希望让上头把他们各自管辖范围划分清楚。我正好成了他们挑起事端的借口。
“这么说你不能和我们一块去约翰王子旅馆了喽，奎勒先生?”
“没法去了。”
“可你刚才还说……”
“刚才的电话很重要。论公务，我应和Z警察携手才是，事情就这么简单，督察先生。”
我用10分钟时间把车子又开回到Z警察局外面的专用停车场，我注意到了那辆救护车还停在那里没动。斯坦纳警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另外还有同去实验室的那5个人。其中的3个先一步到达，还有2个是和警长一块去的。所有人左臂的袖子都卷了起来。
警长满脸惊慌地说：“我们发现打碎了的容器中盛有致命的细菌……”说着他看了看医生，想确定一下他没有说错。
“那属于门氏菌种，”医生边说边打破一针剂药管，护士则在给下一只胳膊消毒，“问题不大，用不着隔离，但预防万一总不会错。”
空气中充满了来苏水的气味，我脱下了我的上衣。
“袭击实验室的那些人怎么办?”
“我已告诉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让他们发通告，晚报上也会刊登启事的。”警长边说边看医生给我注射，“医院都接到了我们的电报或电话通知，凡有人前来要求注射预防针，立即通知警察。”他穿上上衣，对医生说，“没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了吧?我们可以照常干活了?”
有的人身体十分强健，但对传染病多少有些惧伯。他就是这种人。
“你不用担心。不过两星期内如果你的外阴部出现皮疹，马上去看医生。”医生说完就给护士作了个手势，让她收拾药包。他们离开后不久我也走了。离股票市场节目只剩35分钟了，我还要25分钟才能赶回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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