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斯遇难前最后一次的报告可能是唯一的线索所在。这报告的内容早已存入我的大脑库了，可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它的原件。假如琼斯对自己的死有预感，那么它在报告里的措辞上应当有所表现，然而波尔给我的备忘件没有引用过报告的原文。里面都是些经过整理的情况。
在去Z局之前我先给他们去了封折页邮简，给他们打个招呼。
要求尽早调阅琼斯末次报告原件。中央饭店，马瑞安多夫。
斯坦纳警长一个人呆在办公室，他跟我打招呼的神气多少有点别扭。他的长相在他那一类人当中很有代表性：一张呆板而坚强的脸，两颗眼珠清澈见底，毫无想象力。把他交给一个圣人他能够做出许多善事来，可一旦跟上个恶魔，那么撒旦也只能自叹不如了。这种天生就唯命是从，任人使唤，他们的领袖究竟是好是坏，那只能听天由命碰运气了。斯坦纳还很年轻，30岁上下，他给一个自由派大法官干活。他的使命是搜罗那个死去多年的狂人的心腹死党，然后把他们上交，绳之以法。要是他早出世15年，那就很可能在1939年完成了希特勒军校的学业。他会指挥一连的党卫队，以元首的名义，誓死把劣等民族消灭干净的。
他对我说：“你近来睡得不太好吧?奎勒先生。”
“我时间不够呀。”我的脸色同缺睡没有关系，那都是承蒙奥托勃两次接见的后果。受到的折磨必然在脸上反映出来，这让我很恼火，“你说你几次想同我接头?”
“对。很可惜你并不认为有必要给我你的新地址。”
“我一直不知道你会要我帮忙呀。”
他的窘态更加明显了：“我以为我们双方的关系是互帮互助，对吗?”
没有回答。我注视着他那洁白无痕的皮肤和生气盎然的眼睛，唉，我也30岁，那该多好!我脸上也不会有那么多饱受创伤的痕迹了。
“我想你和索里·罗斯坦博士很熟吧?”他突然发问道。
“对，很早以前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在那次大战中?”
“对。” — 棒槌学堂·E书小组 —
“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在大战中搞什么工作来着?”
我说：“斯坦纳先生，请告诉我，我们到底怎样来互相帮助?”
“哦，哦，当然当然，你没有回答我问题的义务，奎勒先生——”
他暗暗地思忖着，我能看见他那透明的塑料脑瓜里油光光的齿轮。它们正飞快地转动着。他的单位是联邦政府，而我是一方占领军的谍报机关，从法律上讲比他的棋高一筹。按照规矩我应该定调子的。还好，他终于在这一点上转过弯子，照章办事起来。他干巴巴地说道：“我们费了好大的力量，至今没法破译出一种密写。考虑到您曾经和索里交往很深，说不定还记得起他用过的密写系统。你可以帮我们一个大忙。”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们无法同他的在阿根廷的兄弟联系上，他叫伊萨克·罗斯坦。我们已经打开了在那个实验室找到的小盒子，当然在此之前我们先用电磁测深器确认里头没有炸弹。里头有一只小瓶和一张满是密写的纸片。”
好运气与我久违了。我曾绞尽脑汁考虑过怎样说服他们把小盒子打开，可根本没想到他们会给我那里头的东西。
我说：“我会有法子的。”
他绷着脸，忍住高兴的样子：“我们将给你一份复制的原件，当然原件我们会保存好。另外，您当然明白这密件你一时一刻也不能脱身，必须随身放好。”
“我刚才还想把它卖给《明镜周刊》呢。”
他差一点晕倒在椅子上：“不过那真是不可思议，奎勒先生!你当然应该懂得这当中可能涉及到绝密情报，必须……必须保密……”
我注视着他，只见脸上的暴风骤雨渐渐退了下去，随后又露出了疲乏的笑容：“当然……一个小玩笑。当然。”
他用了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
我问道：“你们打算打开那只瓶子吗?”
“我上司说打开瓶子的危险性很大。罗斯坦博士当时主要在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工作，就在那个空袭中炸掉的实验室后边。他的实验室用无菌空气区和外界完全隔绝。我们调查了他的一个助手，那家伙警告我们说罗斯坦在研究一种细菌，它对人体有致命的危险。除非这密写件破译出来之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把瓶子打开，否则我们打算把它原封不动扔进火炉子里去。”他递给我一只未印图案的空白信封，“这是给您的复制件，奎勒先生。预祝成功!”
回马瑞安多夫的路上，一辆小型的灰色NSU车一直呆在我的车内反光镜里。我把它领到了离中央饭店只1公里的地方。我其实不去那儿，可我把他迷惑住，让他以为我回饭店，这样，甩尾巴会更方便些。如果你错误地估计了对手的目的地，那对手一旦突然改变路线，你就会措手不及，被甩得老远。我急转弯把车开出里克斯多夫大街，在那儿和他分了手，以后他就再没有追上我。我一头往公园开去，把车停在一家小旅店门前。我的BMW车夹在两辆停着的空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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