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觉得怪怪的。”特里·芬恩紧张地笑了起来，试图掩藏心里的害怕。玛莎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膝盖。
特里在自己的公司也算得上是一流的人物，可一见到穆尔医生，他不得不承认穆尔医生真是魅力十足——高高瘦瘦，修长的身材，浓密的褐发(在特里看来，他的头发保养得像政客们的那么好)。穆尔医生外面罩着白大褂，里面穿着一件昂贵的羊绒衫，系一条红色丝质领带。他用那温柔而又充满威严的男中音徐徐道来，和他的手势一样不急不缓，自信满怀。他的办公桌上没有任何杂乱零散的东西，这说明这位医生解决问题很利索，并能快速处理文件。穆尔医生也算是小有名气了：《芝加哥》杂志上曾登过他的照片，配图文字中写到他是“城中名医”(玛莎自从与穆尔医生预约后就一直把这张照片放在她的手提包中)。穆尔医生在克隆与克隆伦理学方面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
“有些夫妇对这个过程有很多疑虑，”戴维斯说，“有些人有科学无法解决的伦理观上的问题，当然还有大量的宗教团体反对这种做法。你们有宗教信仰吗?”
“信基督教。”玛莎红着脸答道。
“我不知道宗教信仰对你们有没有影响，我自己也信上帝，但我对自己所从事的这项科学事业一直是心安理得的。”戴维斯说，“你们也知道，我们又克隆不出人的灵魂。实际上，我已经发现，比起传统的体外授精技术，一些宗教界的人士更能接受克隆技术。”他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初期咨询，知道接下来他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甚至能预见得到他们提问的顺序。所以在回答更多问题之前他只是静静地倾听。
“他们更接受克隆是不是因为克隆不需要制造太多的胚胎?”玛莎问。
“是的。在目前一般情况下我们仅需要一个胚胎就能成功。”
“我知道这还涉及一些法律问题，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些相关信息，但即便这样，我所了解的克隆知识也实在是太少了。”玛莎一边说一边格格地笑了起来，戴维斯这才注意到玛莎笑起来的样子非常好看，她不笑的时候脸上仿佛戴着一副化装舞会面具，而一笑起来面具就被摘掉了。“我知道去年城东有一些医生遇到了麻烦。”
“我们是有严格规定的，一旦触犯了相关的行规和法律，我们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从吊销行医执照到进监狱都有可能。比方说，我们必须选取已故捐献者的DNA进行克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你的孩子将来在珠儿超市芝加哥处处可见的一家连锁超市。排队付款时撞上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说到这儿，特里、玛莎和戴维斯都笑了起来。
玛莎说：“这听起来真是难以置信，整个过程对我来说仍然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但你们能在人死后克隆出他们来，这简直太令人惊叹了。”
“DNA并不像我们过去所认为的那么脆弱，尽管我们有一整套方法来保存它，但其实这些方法都是不必要的。”戴维斯解释道，“运用现代科技我们可以从死亡很久的组织中获取能成活的DNA。可是一旦我们克隆出一个人来，我们将销毁剩余的DNA。我们从不用同一个个体进行多次克隆，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你的小孩是惟一拥有这种基因的活人。当然，除非我们培育出的是双胞胎。”
“那么捐献DNA的到底是些什么人呢?”玛莎的语气更加坚定了。
“大部分是精子或者卵子的捐献者。在捐献精子或卵子的过程中，他们会表示是否愿意自己的DNA在他们死后被用于克隆。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再献一点血——光有生殖细胞是克隆不出什么的，这多少有点讽刺吧?——这样的话，我们付给他们的钱是仅仅捐献精子的三倍。如果是卵子的捐献者，我们付十倍的价钱。”
“捐献DNA的女性一般比较少，”玛莎记得自己在查阅有关克隆技术时看到过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克隆人是男性的原因。”
“你说得对，捐献精子比捐献卵子更加普遍，还没有太多人只为了克隆而捐献细胞呢。大多数捐献者是在捐献了精子或卵子后再考虑的，你想，只要把袖子往上一挽，多签个字就能多得好多钞票，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一些人捐献是出于自我考虑：一想到自己的DNA可以在死后传下去就兴奋不已，他们就像是在追求永生，当然这是无稽之谈。很多人一想到自己的基因要被复制，仍觉得有点不安，特别是女性。我的一位老同学曾经在去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这种现象与女性的自我形象有关。我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这种观点，但谁又能肯定这没有一点道理呢?我们还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控制，我们可不想没有经过当事人同意就进行克隆。法律和伦理也约束了我们，我们不能在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剪在废纸篓里的指甲进行克隆。你们也注意到了，过去五年国会制定通过了一系列保护隐私权的法案，即使保存一个人的DNA都是违法的，除非这个人被指控犯了重罪。”
“植入人体的胚胎是怎么发育的呢?”玛莎问道。戴维斯知道丈夫们永远都用不着担心植入，他们只担心自己的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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