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在‘影子世界’里，美国国会通过了《巴克莱赖斯反克隆法案》，结果，在整个游戏世界里，婴儿死亡率提高，临床情绪低落的病例增加，因产后抑郁症而造成的暴力事件增多，自杀率全面提高。虽然变化不是很大，只有几个百分点的波动，但是这和真实世界的自杀率不相符，通常情况下两个世界的变动应该是一样的。这种幸福感的全面下降是由《巴克莱赖斯反克隆法案》直接造成的吗?我能肯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吗?不，我没有那么聪明。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沃尔特·赫斯伯格会怎么说，因为我打电话问过他。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尽管沃尔特和我有着很深厚的友谊，但是他并不是克隆的支持者。这些年，他和我在伦理问题上辩论过许多次。可是就连沃尔特都认为《巴克莱赖斯反克隆法案》完全是错误的。法律不等同于道德，法律不能回答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法律只评判是否可以做。而对于克隆来讲，答案很清楚，可以。人类基因图的绘制、成功甚至常规地克隆人类，是我们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如果美国国会告诉我们所有的证据是相反的，我们不可以为了延长人的生命而克隆细胞，不可以运用克隆技术治疗不孕症和遗传病，不可以找出病人痛苦的根源和可以减轻病人痛苦的良方，那么他们并不是在创造一个更好的美国，他们是在增加美国人民的痛苦。”
在一阵齐刷刷的欢呼支持声之后，又响起了掌声。先是中间那张桌子的嘉宾把椅子往后推一下子站起来，一时间，在场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掌声升级为一种表示赞同的欢呼。戴维斯微笑着示意大家安静，一直等到客人们坐回自己的位置，听见椅子腿碰到地毯发出响声才把手放下。
戴维斯继续说：“这并不意味着要结束关于克隆的讨论。沃尔特和我每次聚到一起都会辩论这个问题。他的意见是，我们‘可以’克隆人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克隆人类。我告诉他，他说错了。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提高人的健康，增加人的幸福——难道不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这么做吗?”掌声。“想想看，有一对夫妇来到你的办公室请求帮助，他们不能有孩子，或者他们害怕有孩子，而你有这个能力帮助他们，你怎么可能不帮忙呢?”掌声更热烈了。“沃尔特说专业的克隆好似做了有意义的事——我也同意，但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我们可以用取下的一个细胞或剪下的手指甲来制造一个人感到很吃惊。我告诉他，大自然一直在这么做，‘怀孕’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大自然的奇迹，两个产生一个。而较低级的生物体通常以无性生殖的方式繁殖。
“我们不是像沃尔特所说的那样在‘制造人’。我们所做的是给他们父亲和母亲，而这确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满意地给予了戴维斯长时间的掌声。
“但是我在另一个方面又同意沃尔特的意见。我们的专业人员必须对所有手术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持续、严密的讨论。我支持这个组织的一个理由是，”——戴维斯用手指了指他身后的“加州自由科学家联合会”标志——“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做出困难的道德抉择，必须衡量这种行为的后果，必须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辩论和调整。生活在一个暴虐的政府下就不会有道德的困境。普通民众不会辩论他们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只有他们‘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
“实用主义者让我们考虑考虑‘至善至美’，我猜这是一种有根据的哲学手段，要不司法部长和‘巴克莱赖斯’的支持者怎么总是使用这个华丽的词藻呢?他宣称，只要政府对科学研究进行规范，禁止一切克隆，国会制定国家的科学研究计划，‘至善至美’就能够实现。但是‘穷凶极恶’呢?那些保守派反对这项技术的惟一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害怕。但是，如果我们停下来，或者只是放慢基因研究的速度，几千人就会死亡，几万人就会受苦，千百万人——事实上是全世界自由的人民——都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因此而每况愈下。”
戴维斯运用了八个最新研究的实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了把问题解释得更清楚，他在大屏幕上放映幻灯片和录相。他也确保自己提到了六位来宾的工作——希伯姆博士、哈蒙博士、双博士学位的卡特斯博士、马内特博士、黄博士。“加州自由科学家联合会”的成员一直都很高兴，笑了有三到四次，当他走下演讲台时，大家热烈地鼓掌。
“太棒了!真像是一位在集结部队的将军。”博瓦拉医生拍着他的肩膀说。此时这项活动已到了尾声，客人们纷纷站起来，排成一排，向戴维斯作自我介绍，表达自己相同的意见。
当最后一个客人走后，戴维斯走进了电梯，发现身边站着一个秃顶的醉汉，他的胸前也戴着姓名牌(戴维斯可以确定他不是来参加“加州自由科学家联合会”会议的)。他靠在电梯墙上，甚至连自己要去哪一层都不知道。戴维斯心情很愉快，他在十四层下了电梯，这时醉汉准备跟他下电梯，他把醉汉推了回去，然后用手在按钮上随便按了个楼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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