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星期六。”阿廖沙不满地说。
“他没有休息日。”谢卢亚诺夫摆了一下手，“我走了，你们关门吧。再见。”
他们默默地吃着饭，半个小时里只说了简短的两句话：“请把盐递给我。”“我们有沙拉酱吗?”娜斯佳害怕首先说话，由于猜度阿廖沙为什么也不说话而搞得心慌意乱。吃完饭，她洗了碗，把丈夫带回来的食品放在冰箱里，束手无策地看了阿廖沙一眼。
“我们去睡觉吧?”她小心翼翼地问。
“走吧。”
他们仍然默默地打开折叠沙发床，铺上被褥。娜斯佳麻利地脱下长袍，钻进被窝里，把身子蜷曲成一团，紧紧贴住墙壁。几分钟以后，阿廖沙从浴室里出来，关了灯，也躺下了。
“娜斯佳，我刚才说得不对。”他小声说。
“我知道。”她应了一句，声音勉强能听见。
“他对你在电视上发表的呼吁表示满意。可见，你所做所想的，正是他所想要的。”
“是的。”
“就是说，你对波斯赫的暗示和影片的理解是对的。”
“是的。”她又说了一遍。
“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个人将被杀害，第七个人。”
“是的。”她第三次用同一句话表示赞同。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
“是的。晚安，亲爱的。”
“这人不知是谁，他认识你?”
“是的。得承认这一点，不管这有多么可悲。睡觉吧。”
◎ 凶手
起先，我觉得这孩子很有希望，这使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我们家族的血统使人感觉到，虽然孩子接受的教育不正确，确切些说，我的第一个妻子没有给予孩子应有的教育——她本人文化水平不高，思想肤浅，是个愚蠢的女人，于是我不无根据地担心，亚历山大将会受到她的坏影响。但是，我和儿子很长时间没有接触之后的第一次见面，我就喜欢上他了，他很有思想，完全形成了不可动摇的兴趣，基于这样出色的天资，他一定能够成为一名卓越的专家、稀世之才和大名人，我也不会为他在先祖面前感到羞愧。不错，亚历山大断然拒绝接受早期专业化教育，转到偏重生物教学的学校去了，这使我很伤心，但我仍抱着希望。我最后也不是毕业于物理、数学学校，而是语言学校，对德语和另一门外语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这并没有影响我考入我第一志愿的科技大学，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我严格地监督着儿子的发展，与其说我检查他的学习成绩，不如说检查他所选择的专业，在几年的时间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应顺理成章地实现。然而，不管我付出多大努力，亚历山大还是不想继续接受教育，甚至不想上大学。他当兵去了。而我耐下心来，等着他回来。我当时深信，部队会教导他，会使他醒悟过来，他复员回家时将会变得成熟，将会意识到学习的必要性。两年就在这枉然的、愚蠢的幻想中过去了……儿子回来时的确成熟了，但这只表现在他学会了生硬而粗鲁地说话。我很快便明白了，我改变不了他。他是那样的明明白白的懒惰，同他母亲如出一辙，也和她一样，对深入系统地学习知识和功名没有兴趣。
太令人失望了，许多年的心血和努力都花在儿子身上，结果没有得到回报。假如我要能预见到这一点的话，我决不对他抱这么大的希望。我会试着给自己再找一个妻子，让她给我生一个孩子，我再也不把这个孩子交给任何人去教育。然而，我又错了……
亚历山大从部队回来和我继绝关系时，正赶上我的科研转入新的工艺领域。我的实验室起初缩减了百分之三十，后来又缩减了百分之五十，再后来就被彻底关闭了。我变成了自己祖国所不需要的人了，空有一肚子学问和经验，而我如此热爱祖国，并依然痴心不改。
开始，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惨剧所造成的影响范围有多大。我认为，困难是暂时的，是无关紧要的，但越往后，我就越坚信，我的科研因为无用而停止，没有丝毫恢复的希望了。“这有什么，”我劝自己，“可以改变专业嘛，只要对祖国有益就好。”但是随着专业的改变，一切并不像我开始所想的那么简单。机构到处在缩减，有幸抓住机会和留下来继续搞科研的人无论如何都不想把自己的位置拱手让给我。我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骄人的科研成果，赢得了不惟在我们国内承认的名望，怎么，难道我现在为了一块面包就应放弃这一切吗?或者开始搞一些阴谋活动，四处拉关系，托熟人，以便夺回我曾失去的位置吗?或者同意当一名初级研究员?所有这些方案都有损于我们家族代表的体面。此外，我根本不善于、也不愿意做我不感兴趣的事。
我有钱，而且不算少，所以面包的问题可以不考虑。我考虑的是另外一件事。我为了什么而来?学术的前程生生断送掉了，如果不放弃自己的原则，想要重振学术前程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我觉得祖国不需要我了，不过在这一点上它并没有错。情况就是这样的。作为家族传统当之无愧的继承者，我现在不能就这样了结自己的日子。而且我也无能为力让我的后代体面地保持这些传统。儿子不成器。而现在一切从头开始，找个妻子，再给自己生个孩子已经晚了。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我在一天天衰老，我还没来得及死去，这时那个卑鄙的死神(我极想瞒哄一下它)已经暗中盯上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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