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连京·卡扎里扬，过去是民警局的工作人员，由于虚伪的(也许不是虚伪的，而是真实的呢?)自高自大，跟周围的人断绝了关系，彻底堕落了。他还相当年轻，身体健壮，但由于性格的原因，他没有前途。也许他现在已经该走了，不用等混到根纳季的地步?他会混到那种地步的，这毫无疑问。
谢拉费玛·菲尔索娃，孤身的退休者，在她家里进行仔细搜查时，发现了大量珠宝首饰和金币——过了一辈子，前面的日子只会更糟糕，更艰难。为什么拖着不离开人世?金钱也没有使她的老年变得更轻松，但对她的安葬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斯维特兰娜·亚斯特列博娃，一个商人的妻子，在那凄惨的情况下由于个人失误，失去了年幼的儿子。她根本就不想活了，为什么要妨碍她?
有病的青年达翁，娜斯佳还不知道他的名字，谢卢亚诺夫昨天没有说——不管怎样，他都是要死的，而母亲却会感到悲伤和难过。她也就勉强能自己照顾自己，手头的钱总是紧巴巴的……不幸的小伙子在有幸的不知不觉中过完了自己不长的一生，并将用舒特尼克留下的安葬费被安葬。
这是证明过早死亡的六种情况。死是因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留在了后面。死是因为活着很难。死是当一切还算过得去的时候，还没有糟糕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并不巴望着死。死是因为现在一切都很糟，将来会更糟。死是因为不想活了。死亡，因为你和你的精神病成了家庭的负担。
还有一种“死”。什么样的死?答案马上有了，娜斯佳觉得这死是显而易见的，以致她感到惊讶的是，为什么她早先没有明白这一点呢?第七个受害者应是一个残疾人，但不是患有精神病的，而是患有肉体疾病的。
娜斯佳可以算出残疾人。这种人她知道。
捷廖欣家……三姐妹和一个小弟弟。不幸的母亲有四个不幸的孩子，孩子的父亲——母亲的情人——要拿他们做医学试验，母亲不能容忍这样做，便把孩子们从九楼的窗户里扔了出来，自己随后也跳下来，只有老大挣脱了，逃了一命。其余的几个孩子都摔伤了，但活了下来。他们都成了残疾。他们当中的谁会成为第七个受害者呢?
◎ 凶手
我做了长期而精心的准备。为了演好我想出来的这出戏，需要一些配角和一个主角。
我去挑选配角，一边从各种渠道搜集情况，同时我也在市里到处转悠。这花费了几个月时间。
不过结果不错，有具体的人落网了。比如斯维特兰娜，我在西班牙亲眼看到了她的悲剧，去年那时候我正在那里休假(顺便说一下，那些陶瓷鱼我都是从那里带回来的，我在礼品商亭里看见了，立即买了十个，我非常喜欢这些陶瓷鱼)，菲尔索娃老太太也碰到我手里了，还有一些偶然碰到的人，一般说不是具体的。比如，我找到了几个像达翁这样有病的人，并通过简单的观察弄清他们的住址。
我在人流涌动的车站转悠了一阵，明白了，为了实现我的计划，可以随时毫无疑问地找到所必需的流浪汉，男人女人都行，任何年龄和长相的都行。在市里游逛使我学会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尤其是关于酒鬼，旧区的酒鬼多极了。酒鬼我需要。落进我网中的人完全都是未预料到的，但我决定不轻慢他们，他们会有用的。比如卡扎里扬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得到了有关他的消息，便在莫斯科郊区闲逛，寻找那些酒鬼和流浪汉集中的地方。我预先准备了各种方案，因为我不知道谁会成为我的主角，等我选中了主角，那时情况就明朗了，我就会把一些配角从长长的名单中引入这出戏中。
寻找主角更复杂一些。净在莫斯科转悠是找不到的。公开打听绝不行。但是有这么方便的东西，像报刊、电视。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定时地、一天不落地看刑事新闻。经常有对刑事侦查人员的采访。我仔细地看着他们，用心地听他们的讲话，揣摸他们所讲的话的意思，在寻找可以扮演我这出戏中的主角时，我仔细观察面部表情和手势。我在报纸和杂志上读那些刑事材料的目的就是要找到能担当起主角的他。有时找到了完全适合的候选人，显然不是笨头笨脑，眼睛带着机灵劲儿，脑子转得也快。
最后，在我的有希望扮演主角者的名单中，有十二个人。经过一番周密的思考和权衡之后，只剩下了两个人。
于是需要作出决定：这个赌注应该压在他们两人之中的哪一个身上。
其中一个是有多年警龄的侦查员，另一个在刑侦局工作，给我的印象是，他不是普通的人。我放心不下的是，要想办法搜集有关他们两人的补充资料，以便使我作出最后的决定。
突然……
◎ 娜斯佳
“捷廖欣家?”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奥利尚斯基不相信地反问了一句，“你为什么确信这是他们?”
“因为许多报纸都报道过他们。这是惟一一件公开与我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事。我的名字从来没有再在报刊上出现过。”娜斯佳解释说，“假如他想要杀害我十分熟悉的那个残疾者，那么这可能只是当中的某一个，或者全部四个人一起。”
“好吧，假设是这样吧，”侦查员点了点头，“假设你说的是对的。你曾经把我都给蒙住了的那七件不可赎的罪恶怎么样了?这些罪恶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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