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恳请你千万别吓唬我家里的人。他们的神经本来就紧张到了极限。”
“你说的不对，”多岑科非常严肃地回答，“每个人都应该了解实情，对出现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只有这样做，一旦有事，才能应付自如。”
塔尼娅已经拿出钥匙，伸手要开锁，但听到这些话后就停下了。
“可你不认为，一个知道了实情，不但没有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反而会怕得要死，丧失理智吗?人的神经系统构造不尽相同，消极信息能够调动有些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三思而后行。但这样的信息也能够让有些人完全丧失理智。”
她想再补充说点儿什么，可是这时候邻居家的门敞开了，门口出现了安德列。他的身旁是一只黑色短毛大猛犬，唤做玛瑙。
“晚安，”他用低沉而响亮的声音瓮声瓮气地说，“我听见电梯停住了，但是您家的门没有打开，又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决定出来看看是谁藏在我们楼层上。我履行诺言，注意观察您家的情况。”
塔尼娅截住了多岑科投向这位邻居的目光，勉强地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安德列，您不用担心，”塔尼娅说，“我这是在提包里摸了好长时间，找钥匙来着。您是知道的……”
“那是当然，”邻居高兴地接茬儿说，“我知道你们的女士提包，我知道。看样子很小，搞不明白怎么能往里面装东西，可实际上里面家用什物样样俱全——抵得上一个大皮箱。”
塔尼娅打开门，做出一个邀请的手势。
“安德列，进来吧?”
“我不碍事吧?您有客人呀……”
“那更好啦，”她笑了，“客人越多越好嘛。”
塔尼娅一点儿都不高兴，她是强作笑颜。不过塔尼娅觉得，现在她家里聚集的人越多，人们对她的注意就会越少。上帝保佑，这样谁也不会发觉她的惊慌失措和毫无掩饰的恐惧。如果这一回真的是戈尔什科夫，那么最近期间等着她的只能是倒霉的坏事了。他早在十一年前就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疯子。但是他当时只有十七岁，他的那些青年人的奢望非常愚蠢。现在他已经二十九岁了，他经历了十一年的监禁，充分体验到监禁营的意志、脾性和对恶的崇拜为何物。恶，这里不是指圣经中作为善的对立面、在高深意义上的恶，而是极其实际意义上的恶。现在戈尔什科夫拿定主意要报复一个侦查员，他认为是这个侦查员使他受禁坐牢。令人十分惊讶的是，犯人当中盛行一种自我辩护的理论!不是犯人本身，不是他用自己的双手，不是他用自己的罪行，使自己受禁坐牢，而是可恶的警察，是警察逮捕了他，或者是一个凶狠的侦查员大叔(有时候是个侦查员大婶，但这不改变实质)逮捕了他。
到母亲的住处接小儿子的斯塔索夫还没有回家，塔尼娅轻松地叹了一口气。这会儿伊拉要专心忙于接待客人，结识多岑科。邻居果然留下没走，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开始让塔尼娅感到紧张。但是邻居仅仅是邻居罢了，邻居的精神状态毕竟不会让她担心着急。最重要的事情，是想办法不让斯塔索夫和伊拉焦急不安。
◎ 斯塔索夫
在楼梯上就听到了屋里说话的声音。这是在举办音乐会吗?嘿，真是够新奇的!工作了一天，先是和妈妈，后又和前妻打交道，困难重重。等回到家，在自己的窝里，他还是得不到安宁。格里沙在他的怀抱中时断时续地小声打着鼾睡得正香甜。喧闹的欢乐声会吵醒小孩子，那时可就成了不折不扣的疯人院啦。斯塔索夫急忙溜进离家门最近的伊拉的房间，趁儿子还没有醒，把他放好，严严实实关好门。然后等大家散去，他和塔尼娅再把格里沙抱到自己房间里那张小床上。
他迅速地对现场形势作出评判：嗬，为争夺伊拉，正在进行一场非同小可的斗争哩。端坐在桌子一边的不是别人，正是多岑科。凭自己招人喜爱的外貌，考究而适宜的穿着——最主要的他绝对是一个未婚青年，他是在彼得罗夫卡工作的最令人羡慕的求婚者。桌子的另一边坐着一个人，他就是他们那位无处不在、无所不晓的邻居安德列，只要能享用伊拉烹制的大馅饼，他随时心甘情愿出卖灵魂和肉体。在这两个做好战斗准备的男人之间，早该嫁人的可爱的好姑娘伊拉，就像一只美丽的小鸟，在两只公鸟之间跳来跳去，摇晃着自己色彩闪烁变幻的羽毛，令两个男人眼花目眩。在伊拉的爱慕者多得不可胜数的时候，塔尼娅轻易地错过了时机，没有坚持让她这个亲戚作出最后的选择，可现在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困难了。第一，她已经长大成人(应该说是——渐渐变老);第二，她越来越多地操心自己亲戚一家人的生活，担负越来越多的家务。她渐渐认为，抛开塔尼娅、斯塔索夫和小小的格里沙不管，让他们听天由命(就是无人给他们料理家务)的话，可实在不像话啦。没有她，他们一家可就没有活路啦!他们会变得瘦弱不堪，也不可能真正地按父母之道养育孩子。
这么说，这种情况就是可以理解的。可塔尼娅在哪儿呢?风雨衣挂在前室里，可见她在家里。那她为什么没有陪客人呢?
“喂，你们好!”斯塔索夫向他们致意，声音绝对不算小，但是他没能压过安德列的哈哈大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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