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斯佳叹息道：“知道呀，不就是：工资少得可怜，发钱总不保险，大家无奈还得干。”
“好朋友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哇，还是个聪明人，又是大学毕业哩。最有名的民警怪论是：罪犯作案越多，咱们对他的了解就越清楚，因而就更加心中有数，容易逮住他。譬如，抓入室行窃的小偷，如果小偷只行窃一两次，他的情况一点儿也不清楚，到哪儿去逮他也不知道。要是他作案有十至十五起，根据这些案子，连他的心理状况都可以了解清楚。如果他作案达三十起，那就可以略加思索就能够猜出他下一次出没的地点。刚一出窝，就能把他当场抓获。怪就怪在：我们的任务一方面是抓坏蛋，逮恶棍，另一方面却容许他们犯下更多新的罪行。如果他们没有犯下新的罪行，我们就永远逮不住他们了。你明白啦?”
“我的大首长，你这是故意歪曲呀。抓小偷可不都像你刚才给我讲的那一套。有人检查摆脱途径，有人协助侦查机关，有人监督过去审讯过的盗窃犯。如此这般的墨守成规，寂寞无趣，任何书本里都找不到。”
科罗特科夫哈哈大笑，轻轻地拍一下娜斯佳的膝盖。
“你别给我办扫盲班啦。你想想看，我一辈子都在抓凶手，逮暴徒，难道还不知道怎么破获盗窃案吗?我说这一切的用意是什么?我是要你明白，塔尼娅说的那个戈尔什科夫很快就会向我们奉献一具新尸体，在作案地点留下一个什么标志，也就是像嘴里插着小娃娃的小鱼儿那些的东西。那时候就会产生新的动力。标志越多……”
“你想说：尸体越多，标志也就越多，”娜斯佳打断他，“而标志越多，弄清楚他想要什么的可能性也就越多。但是，在你的逻辑链条中，主要的正是一具具尸体。忘记提到尸体，这只是你清高而无辜地疏忽，我说的对不对呢?”
“亲爱的，你永远正确，因为你是女人;众所周知，女人嘛，永远正确。见鬼!这儿开始修什么路……得绕过去。是的……这儿过不去，单行线……咱们找个转弯处试试……”
科罗特科夫“鬼”字不离口，善意地骂骂咧咧，寻找绕行的路。娜斯佳漫不经心地望着车窗，想弄清楚他们行车的地方，同时在心里琢磨，他当然是对的。承认这一点无论多么痛苦，可他是对的。罪行越多，信息就越多。但是罪行越多……杀人犯也就越多了。那么被害的人也就越多了。就是这么回事。再没有什么补充啦。确确实实，这真是个怪理。
“娜斯佳，你有钱吗?”
她哆嗦了一下，无论如何不能从自己的想法转到同事提出的问题。
“钱?什么钱?”
“俄罗斯卢布呀，五颜六色的纸币。借钱。”
“你要多少?”
“还不清楚。也许最近还不需要，以后我会攒钱。如果有事，你会救我吗?”
“你别骗我。你说的是什么钱呀?”
“我岳母的身体非常差。医生说只有寥寥数日了。要是出了事，我手头连安葬的钱都不够用。你看，就像故意为难一样，我们又为儿子买了一套冬装，他长高长大了，原来的衣服都又短又瘦，不能穿了。上周我又为这辆车花钱买了防滑外胎、新电瓶，弄到各种东西。可这车还是会坏的，只要一开动，就要吃钱呀……你瞧，这就要出事啦。”他痛苦地摇摇头，“谁能晓得，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岳母要……她瘫痪在床，躺十年了，我和利娅莉卡都习惯了，总觉得，只要我们自己还活着，这样的日子会永远过下去。”
唉，事情就是这样。不应该希望某人死亡，也不应该期待某人死亡。然而科罗特科夫和妻子这类人有多少啊!有多少人家里躺着永无痊愈希望的瘫痪的亲人。有些病人口哑耳聋，什么事都不懂了，但他们的心脏还在跳动。什么时候停止跳动，这谁也不知道。医院不收这样的病人。其实，许多人也不想把亲人送进这样的医院，因为病人得不到应有的护理，不给他们及时换床单被套，不给他们送长嘴便壶，不防治难免要生的褥疮，这可是所有失去活动能力的患者最大的灾难。好多人会承认自己真的在等待这类病人的死亡吗?很可能谁都不想让病人死亡，大家可能是把这种事情看做命运安排的应有的一种人生体验，是向父母亲还债报恩的一种机会。
科罗特科夫在等着盼着，娜斯佳非常清楚这一点。虽然他心里不会承认这一点，但是他是在期待着。原因之一就是他家生活在两室一厅的小小住房里，瘫痪的岳母躺在一间，他和妻子、儿子住在另一间。原因之二是他早就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也想离婚，但是他不能抛弃妻子和她有病的母亲不管，认为这样做是一种犹如战场上临阵脱逃的胆怯行为。原因之三是儿子没有自己的房间，不能把朋友领到家里来，这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不利。原因之四，科罗特科夫作为一个侦查员一连几昼夜马不停蹄地工作，完全不能奢望有爱惜人的疗养制度，需要的倒是哪怕四个小时的安静，可以休息一下，养精蓄锐。可是他得不到这种享受，却不得不在不眠之夜过后，白天在家里呆上两个小时，四肢蜷缩成团，躺在长沙发边上，用毯子盖住双腿，忍受着从房子的各个角落传出来的声音的折磨：岳母在喊叫，儿子在看电视，妻子在厨房里弄得炒菜锅哧哧啦啦，再加上电话铃一直不停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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