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当时我十岁，我从学校跑回来……就是跑回来的，风驰电掣一般飞跑回家的，因为妈妈有两天觉得不舒服了，在学校里我孤单一人，没有她陪伴。我按了门铃，她没有开门，就伸手到皮包里摸钥匙。啊，我看见的是……
甚至现在，我在人世间度过了不少年头之后，我还是很难找到词语，说清楚这种事。
万分恐怖，骇人听闻，惨不忍睹。不，这些词语都不合适，只能略微表达突然间袭上我心头的各种感情。
妈妈躺在地板上的血泊中。她的衣服被撕碎了。后来人们告诉我，当时我失去了知觉，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因为我只记得，从我的胸腔里爆发出一声极其悲伤而惊惧的喊叫。起初我甚至不明白这是我的叫喊，只是听见一种非人所能发出的尖厉刺耳的吼叫，后来出现了一些生疏的面孔，可妈妈已经没有了。房间里没有她，整个住宅里没有她。总之，妈妈没有了。邻居们在，穿白大褂的人在，穿民警服的人在，但任何地方都没有妈妈呀。我被送进了医院。
晚上父亲来了。他在医院里陪我坐了整整一夜，早晨带我回家。当天家里人都对我说，从现在开始我要和外祖母住在一起，因为父亲整个星期都在工作。他不在莫斯科，没有人照管我。我反正都一样，怎么着都行。这样做甚至还好一些，这是因为我不能留在妈妈被杀害的那套住宅里。
祖母使出三倍的气力照管我。她不善于像妈妈那样开着玩笑，闹着玩儿似的轻松地给我讲解教学大纲中的难点。她不善于把音乐和绘画作业变成引人入胜的游戏，所以我大概也会烦闷，变成和大家一样的人。然而，她却善于强令我听从她的意志。
外祖母说：“你应该无愧于自己的母亲。她不求功名，抛弃任何工作，为的是能和你在一起，起初是在托儿所和幼儿园，以后是在学校里，都能够陪伴你。她本来能够成为一位卓越的学者，能够当之无愧地代表自己的家族，但是她为了你而牺牲了自己，所以你根本没有权利无视这一切。为了纪念自己的妈妈，你应该证明这一切不会徒劳无益。要知道如果不是为了你而在学校里工作的话，那一天她可能就不会留在家里，那么任何事也就不会发生了。她之所以受害，只是因为她把自己奉献给了你。因此，你要向所有人，首先是向你自己证明，你热爱自己的好妈妈。”甚至在十岁的时候，我就懂得这样的道理。特别是在外祖母的住宅里，这里的一切都表明，达尼列维奇-利索夫斯基-埃森家族中从来没有失败者和叛逆者。墙壁上挂着一幅幅肖像和照片，这些没有虚度人生的祖先严肃地看着我，他们的眼睛到处追着我，默默地问我：你呢?你能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吗?将来你配把你的肖像和我们的一起挂在这些墙上吗?或者最后挂在这些墙上的肖像只是你父母亲的呢?
妈妈的油画肖像挂在外祖母的卧室里，我非常喜欢这幅画像。外祖母家里没有挂父亲的肖像，只有他们俩一幅大的结婚照片：妈妈穿着雪白的连衣裙，蒙着头纱，爸爸一身朴素而雅致的西装。当时我想，外祖母不知为什么不大喜欢我父亲，所以就不挂他的肖像。但是我长大了，父亲对我解释说，由于他负责一项重要工作，根本没有时间让画家给他画像，要知道画像需要很长时间。
这样一来我就和外祖母生活在一起了，她每天没完没了地检查我做功课的情况和写日记的内容。每逢星期天，监督检查又增加了一倍，因为父亲回来了。我不能说，这些天外祖母和生前的妈妈那样喜气洋洋，但是他们没有吵架。他们二人言行举止得体而稳重。只是有一次，我听到，确切地说是偷偷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这是外祖母特意叫爸爸到她办公室来谈话的。
“我能很好地教育孩子，”外祖母小声说，“单为这事儿我完全不需要你。但是孩子长大了，小男孩需要的是男子汉的管教。十岁之前，实际上只有伊涅莎一个人抚育他，培养他，没有你什么事。如果十岁的孩子还像个小女孩儿，倒也能忍受，而孩子快满十五岁了，他还不能成为一个男子汉，这可就是个大悲剧啦。我倒要问问你，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
“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父亲问，“给儿子雇一个家庭教师吗?可现在不是那样的时代呀。”
“你应该换个工作，经常住在莫斯科，”外祖母说，“你应该与儿子相处得更亲密一些。我无法给予他真正男子汉的教育。”
“这不可能，”他坚定地回答，“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托付给了我，我只能在我工作的地方完成这项任务。这就不可能谈什么往莫斯科调动的问题。”
“不，有可能，”老太太反驳道，“你为这个国家做的事情已经够多啦，你的功劳簿厚得难以置信，劳动红旗勋章和列宁勋章颁发给了你，你还获得了列宁奖金。你在首都地区以外连续工作，昼夜不停地干活，一连三十六个小时不睡觉，不休息。嘿，行啦，足够啦。该想想自个儿和自己的儿子啦。如果你去找领导讲明这一切，如果你对他们说你已经丧妻鳏居，现在一个人教育儿子，他们会满足你的愿望，对此我深信不疑。他们毕竟也是正常的人，而不是什么怪物。他们也有家庭，他们会理解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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