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惟一正确的决定就是在这间画室里设下埋伏，以便弄清楚谁来取海洛因。作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然而执行起来却远远不合要求。当时是一九九四年，职业化程度高的民警干部已经非常少了，民警中各种各样素质较差的人，而且常常是不适于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些人不会说话，更不会动脑子，但是却特别会打人和不假思索地开枪。
在这间画室里设埋伏之事没有让主人知道，原因非常简单：当妻子和女儿在圣彼得堡做毒品买卖的时候，丈夫和儿子这时候住在莫斯科，整个家庭都不想复归一体，那就完全可以合乎情理这样推断：这个家庭的分离纯粹是做给人看的假把戏，为的是让轻信的民警们头脑糊涂。特别是这位丈夫还总是来彼得堡，虽然不是很频繁，但也是定期必来。这可以证明什么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这就证明了他舒瓦洛夫积极参与做这种贩毒生意，和亲爱的夫人划分区域：妻子供应圣彼得堡地区，丈夫供应莫斯科地区。按照这样简单的想法，在画室里的行动就没有通知舒瓦洛夫，他本人当然没有料到会有这种事，就陷入了这一行动的包围之中。如果是舒瓦洛夫本人出现在画室里，倒没有什么特别担心的。他一到，埋伏的人员就能够决定如何行动了。
然而来的人不是舒瓦洛夫，而是他的儿子。对于捕获小组的埋伏人员来说，这个人不是已死的叶卡捷琳娜·舒瓦洛娃的儿子，而是一个没有证件的陌生小伙子，他非但不能有礼貌地回答问题，反而顶嘴、发怒，把他来的目的荒唐地解释为取黄鼠狼毫画笔和画像。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些画笔和画像放在什么地方。这就十分令人怀疑啦!
对画室的埋伏暂时没有撤除，把形迹可疑而挨了几下橡皮棒的小伙子送到了民警分局。谁能想到他竟然精神失常，越窗跳楼哇!这可是圣彼得堡古式高顶棚楼房三层楼的窗子啊。
后来便是长时间的辅助性审理。民警为什么不立即给舒瓦洛夫打电话，也不问清楚他儿子在什么地方，去哪儿了，为了什么目的，穿着什么衣服呢?是的，小伙子身上没有证件;是的，不能凭一句话就相信一个人，可是本来有检验的基本方法嘛。民警们的回答是，因为老少舒瓦洛夫可能勾结在一起，小伙子已得到父亲的同意才来取货，至于什么画笔和小画像的故事，本是他们父子商量好的谎话，所以给父亲打电话是毫无意义的。民警们的行动这样外行，这样不合情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他们不懂得半大孩子需要特殊对待，因为他们往往能够轻率而鲁莽地做出明显与他们的年龄不符合的事，特别是在他们什么都没有干却受到责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难道这些民警真的不明白吗?成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虽然也不会总是)从容不迫，知道自己既然不会出什么事，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清情况，并予以宽恕，因为成年人承认别人有犯错误的权利。半大孩子不承认任何人有犯错误的权利，如果无根据地怀疑他们或者责备他们犯了什么过错，他们不是从容不迫地提供论据，为自己辩护，而是勃然狂怒，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甚至宁愿残害肢体或者自杀自毁，以证明周围的人都是魔鬼。这本是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怎么可能不明白呢?其实可能不明白。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对那些在画室里埋伏着的民警讲过这些知识。他们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在教授心理学专科教程的民警学校里学习过，他们当中连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没有，足足一半的人具有在一些“热点”和阿富汗的战斗经验，而这些地方很简单，对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敌人。这里不需要任何解释和夸夸其谈。为什么民警们没有估计到被拘留的人可能会越窗跳楼，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呢?因为……
失去一个男孩子的事实未能向任何人证明任何情况，舒瓦洛夫仍然被怀疑参与了他妻子的麻醉剂买卖。但是他本人甚至好像还没有想到这一点。把儿子安葬到妻子和女儿旁边之后，他返回莫斯科。
出发前舒瓦洛夫和法院侦查员塔尼娅谈了一席话。他说：“我的一切一下子都被夺去了。妻子和女儿的死这是命运的安排，可是我儿子的死就是你们的罪过了。这一切上帝都看见啦，他不会这么轻易忘记的。你们的一切同样会被夺去的，你们等着瞧吧。公正必胜。只是应该能够等待。我会等到这一天的。”
塔尼娅觉得，他此时此刻真像一个狂徒。但是她能够理解，一个人在两周之内安葬了整个家庭，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了。她常常看到类似情况下的人们。她由衷地怜悯他们，然而她知道，这种情况或早或晚总会发生的。
由此可见，舒瓦洛夫家里不能避免这……
娜斯佳的希望实现了，扎鲁宾在站台上等着她呢。看见他穿着防寒保暖制服上衣的瘦弱身体，她不由微微一笑。
“侦查员什么时候穿上制服啦?”她开了个玩笑，嘬唇作响地吻了一下扎鲁宾的头顶。
“从工资连买件正常的衣服都不够用的时候穿上的，”他模糊不清地嘟囔，“不是所有人家里的男子汉都是高薪的教授哇。走吧，好朋友，有个老熟人在那儿等着你呢。”
“什么人呀?”娜斯佳扬起眉毛。
“嗨，就是这么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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