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看到合适的地点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减低车速。那儿有很多人，带孩子的两家人各围一处，看来是在烤羊肉串。
长时间不停的绵绵秋雨把地上浇成了很深的烂泥。他心里骂自己穿得不合适，穿的是高靿羊皮鞋，而不是钓鱼穿的长筒靴子，他继续前行。
他又冒出一个想法：“其实为什么非要丢到水里不可呢?我为什么这样固执地一定要扔到水里呢?看过那么多电影，就走别人踏出来的老路。周围的森林，藏一辆坦克，他们都找不到，更不用说一把小小的手枪啦。傻瓜呀，穿长筒靴子到森林里去该多棒啊。穿半高靿儿皮鞋很危险，走路动静太大。如果我在森林边上埋藏手枪，一定会被人看见。不行，还得找水呀。”
又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刚刚作出的决定不够周密。通到河边的近路，倒是适合他扔掉手枪，但是有被过路车看见的可能性。还得放弃这个想法。其实不必扔掉手枪，而是暂时藏起手枪，让它呆到适当的时候，等危险过去了，一切平静下来，还可以把它取出来，而扔到水里那可就取不出来了。
找到了合适的地点，舒瓦洛夫停下来，拐到路边，锁好方向盘和变速开关，把手枪从外交家牌大衣里取出放到衣袋里，锁好车，朝着森林走了几步。
就在这一刹那，他听到背后刹车的声音。他回头一看全都明白了。
从刚刚停下来的两辆车上跳下来的五个人向他跑过来，其中两个他已经认识了。一位是那个傻瓜谢卢亚诺娃的丈夫，就是那个谢卢亚诺娃在交叉路口切断他向前的路，撞了他的车。第二个就是前不久的那个“派出所长”多岑科。
噢，可见，原来如此……那次事故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了。唉，那又怎么样，不走运哪。虽然他深信不疑，这事永远不会发生。
“您自己交出武器，还是逼我们动手搜身呢?”谢卢亚诺娃的丈夫问。
舒瓦洛夫从衣袋里拿出手枪，丢在地上。
“谢谢，”多岑科俯身捡起武器，有礼貌地对他说，“我们没有白白指望您的理智。”
“我不懂您指望什么，”舒瓦洛夫的手腕被手铐扣紧的时候，他很不情愿地说，“如果你们重新到我家寻找毒品的话，那你们只会白白耗费时间。而您，米哈依尔 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个糟糕的工作人员和糟糕的演员。我一眼就看出您是在欺骗我呢。”
“这很好啊，”多岑科开心地微笑作答，“指望的就是这个。您辨别出笨拙的欺骗，神经紧张了，害怕了，决心扔掉武器。我们需要的就是您把武器带出家门。”
“怎么，现在不时兴搜查啦?”舒瓦洛夫挖苦地问，“据我所知，四年前，你们把我的两所住宅和两个画室不止一次地翻腾够了。”
“我们没有翻腾，”谢卢亚诺娃的丈夫指出，还特别强调了“我们”这两个字，“维克托·彼得罗维奇，咱们上车吧。”
“好啊，不是你们，那就是别的一些人，有什么区别，都是民警，全是一样的肮脏。”
他千方百计地恢复逻辑思维的能力。他们找到了武器，这当然没有任何好处。但是他将坚持一点：只是今天他才发现了武器，或者是昨天才发现的。他不会说他打算把武器送交民警局，今天说这些话谁都不会相信。不，他的言行要更加通情达理，富有理智。对啦，他打算把手枪据为己有。是的，他没有持枪证。那你们就审查我这一点吧。首先是追究刑事责任，他以前从来没有和任何不体面的事情有牵连，他本来是一个很受尊敬的人，一个令人尊敬的学者、画家，工作单位的评语更是叫人头晕目眩。大学和美术家协会会提出予以宽恕的申请。在目前这种不够安宁的时代，匪徒闹得人们无法安生地过日子，一个人想拥有一件武器，从而有受到保护的安全感，对此大家都能理解。至于说他打算把手枪藏起来，无论如何他们都证实不了。他下了汽车，要到森林里去撒尿，这就是整个情况。手枪就在衣袋里，因为一个正常的人单枪匹马到森林里闯荡，难道会不带武器吗?这里任何一个灌木丛中都可能藏着一个躁狂者……简单地说，就他这种情况，没有被剥夺自由的危险。幸亏在拘捕的时候，他保全了面子，没有精神失常，没有企图逃跑，没有歇斯底里大发作。他的行为表明他是这样一个人：除了没有把昨天夜里发现的武器送交民警局之外，别的问题根本一点儿也没有。如果对他还有什么怀疑的话，那么民警局会很快搞清楚的，所以也用不着焦急。由于非法拘捕，他们还会赔礼道歉呢。
也许他什么事情都不会有?也许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怀疑他做毒品生意，但是他与这种事情无关。
把他作为贩毒者逮捕了，然而却只是找到了没有登记的武器。除此以外，一无所获。
◎ 多岑科
米沙·多岑科和谢卢亚诺夫一起回到莫斯科。事情的发生和进展不出他们的精心安排，舒瓦洛夫吓坏了，决定摆脱手枪的麻烦。当时就料到，他要么丢掉武器，要么暂时改藏一个地方。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他必定把武器带出家门，而只要不在他家里，问题就简单多了。但是，漂亮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米沙·多岑科没有感到满意，随之而生的疑虑让他坐卧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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