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件事也请你帮个忙。有一起强奸案或者是凶杀案的一个见证人就住在这条街的某个地方。是什么性质的犯罪我不能断定，但是这个见证人肯定是有的。请你打听打听。”
伊戈尔·列斯尼科夫终于到了大卡缅希基大街，不过已是黄昏时分。根据谢卢亚诺夫绘制的路线图，这是本区内他应当去的最后一个地方。列斯尼科夫已感到筋疲力尽，肚子饿得咕咕叫。在去找这位戈卢布佐夫的住所前，得先解决肚子问题。他就近进了一家小吃店，食品的花样少得可怜。他吃了两根小灌肠和一根醋渍黄瓜。小灌肠放的胡椒太多，吃起来麻嘴。黄瓜太酸，像是浓醋汁泡的。为了减轻对胃的刺激，这里再也挑不出其他更合适的食品了。列斯尼科夫只有少吃一点，保证胃炎不发作，随后他就心情轻松地去拜访戈卢布佐夫了。
碰巧这个人在家，他很客气地接待了列斯尼科夫。
“可是您知道，侦查员已经盘问过我了，”他惊讶地说，“我同德罗兹杰茨基一起出城的事全给他讲了。难道这还不够吗?”
德罗兹杰茨基是杀害萨马尔采夫议员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在同警方办案人员的第一次谈话时他声称，凶杀案发生的当天他同自己的熟人戈卢布佐夫一起到城外去了。戈卢布佐夫证实了这一情况，但是，现在需要把这件事情再核实一遍。
“您都看到了，”列斯尼科夫温和地说，“对于我们警方工作人员来说，工作做到这种程度已经足够了。但是您应该知道，被杀害的是一名国家杜马议员，这就是说本案将引起记者们的关注，他们削尖脑袋到处钻，一心想揭露出警方还不知道的情况。因此对于类似的这种案件我们必须搜集大量证据，不漏掉蛛丝马迹点滴情况，不给格调低下的报刊以可乘之机，防止它们说什么‘侦查员没有询问到这个情况、忽略了这一点、对某方面没有注意到’等。我们的工作要细致，经得起检查。您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当然，应当这样。”戈卢布佐夫连连点头，“请问吧。”
“据您证实，在萨马尔采夫议员被杀害那天您到城外去了，是这样吧?确切地说是哪一天?
“这是……”戈卢布佐夫回忆了一下说，“那天是星期六，十月七日。”
“这次出行是预先安排好的?”
“算不上早就安排的……”他一耸肩，两手一摊说，“外出之前，星期五，德罗兹杰茨基给我打电话说，他准备同我商量购买我的别墅的事。但是他想事先看一看。他问我，星期六同他一起去别墅方便不方便?我回答说暂时还不清楚，只有等到星期六快吃午饭时才能知道。星期六中午十二时左右我才知道，下午半天我没有事，就亲自给德罗兹杰茨基打电话说，可以出去。”
“您往哪里打的电话?往他家里还是他上班的地方?”
“往家里。星期六不上班。”
“好，请接着说。”
“我们约好了见面地点，我到达起义广场时，德罗兹杰茨基已经在那儿等我了。他坐上我的汽车，我们就出发了。开两台车岂不白白浪费汽油?”
“这时是几点钟?”
“我们约好是两点半见面。据我回忆，我是提前五分钟到的……”
列斯尼科夫再次了解了戈卢布佐夫出城看别墅的情况，时间很快过去了，谈话已接近尾声。列斯尼科夫脑子想的只有一件事，快回家去，早点睡觉。对不在犯罪现场证明材料的取证工作是一项最复杂的任务，要求做到准确，分毫不差。只有将戈卢布佐夫的每句证言同德罗兹杰茨基提供的证据认真比较后，才能确定不在现场证明材料的真伪。在做这项鉴定工作时应当考虑到，诚实善良的人们在对同一个事件提供证据时必定会有出入，但是这种差异不能超出允许的范围。当这种差别太大时，证据的正确性值得怀疑，反之，差别太小或者根本没有差别，这样的证据同样值得怀疑。
“你们是几点钟返回莫斯科的?”
“我想是九点左右。我们一起回到了起义广场，德罗兹杰茨基的汽车就停在那里。道别后他上了自己的汽车，我们就分道扬镳了。我说完了。”
“很好，瓦西里·维克托罗维奇，谢谢您的帮助。现在还有几个同这起案子无关的问题，不知您愿不愿意回答?”
“请讲。”戈卢布佐夫开朗地笑了笑。
“瓦西里·维克托罗维奇，您在这个地方住了很久了吧?”
“对，已经二十年了。”
“大概您认识许多人?”
“当然。”
“有没有人向您说过不久前发生的强奸和杀人的事?”
“什么强奸案?”戈卢布佐夫真的吃了一惊，“人家为什么应当向我说呢?”
“请您别激动，”列斯尼科夫急忙安慰他说，“据我们了解，有一位见证人就住在你们这条街上，犯罪事件发生后警方曾立即询问过他，请您注意，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证据，办案人员想再同他谈谈，可是这事难办了。因为记有地址的那份文件竟被这位工作人员遗失了，真是个马大哈。他记得这位见证人住在大卡缅希基大街，就是想不起这个人家的门牌号，也不知姓什么。这太糟糕了!目前，我们寻找见证人的工作正在全城进行，请您想一想，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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