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普林平时尽量少在家里呆着。同学朋友请他做客或去他们家别墅玩他总是乐意前往，各种课余学习小组和社会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尽量做到少在家里闲呆，少在街上瞎逛，没有事干他感到难受，这种好习惯是养育他长大的外祖母留给他的。萨普林念完中学十年级后除了获得一枚银质奖章外还有田径一级运动员证章，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的水平稍差一些。他会弹电吉他，玩打击乐，多才多艺。如果有人问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像奥列格·彼得罗维奇那样当一名克格勃特工人员。”这倒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因为他确实喜欢自己的后爸，怀念他，想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在奥列格·彼得罗维奇生前同事的帮忙下，萨普林进入克格勃高级学校学习，四年后被授予中尉军衔。在前苏联1991年的事变发生之前，萨普林的职务一再提升。苏联解体后克格勃精简期间他没有被列入精简对象，被认为是一名年轻和有发展前途的特工人员，因为他多次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都干得很出色。但是由于同新领导搞不好关系，他被“有礼貌”地请出国家安全机关。
离开克格勃以后，萨普林利用自己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期间所掌握的一些技能，专替人家干一些半明半暗的委托，处理一些微妙复杂的事情，从中获取报酬，积攒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财。
有了钱以后，萨普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购置一处住所，搬出母亲居住的房屋。母亲巴不得儿子这样做，因为那个时候她已经又和一个比自己年龄小许多的男人打得火热，有儿子在场当然很不方便。伊萝奇卡那个时候已经二十三岁，有一个男朋友，两人准备结婚，苦于没有住房。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说什么也不肯让出一间房子给这小两口用。最后还是伊萝奇卡男朋友的父母让出自己的住房给新婚夫妇居住。一年过后，伊萝奇卡和丈夫列昂尼德移居以色列，从那里去了美国。从此以后，萨普林对母亲的态度从冷漠转为仇恨。
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得知女儿要去美国的消息后，提出了随女儿一同去美国的请求。母女俩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伊萝奇卡和丈夫列昂尼德先走，因为列昂尼德家在美国有亲戚和熟人，等他们在美国定居以后，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带后来的丈夫以投奔女儿的名义前往美国定居。列昂尼德的父母也希望移居国外，但是他们不想去美国，宁肯留在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也有他们的亲戚。
“能不能让我和丈夫暂时住你的那套房子。”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向女儿提议说，“我们打算把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那一套三居室出租，这样更能获利。如果你现在就把自己的住房卖掉，顶多只能卖七八万美元，而如果借给我和丈夫居住，把我的那套三居室拿去出租，每月可得租金两三千美元，一年下来就是三万多美元。过个把年头以后，等我们要出国以前，把你的房子和我的房子都卖掉，将出售两套住房的房款连同三万美元租金都带到美国给你们，这样岂不更好?”
这个建议看来确实不错，伊萝奇卡和丈夫表示同意，把自己的房子暂借给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居住，去了遥远的国度。过了将近一年后，伊萝奇卡打电话给母亲说她急需用钱。
“妈妈，尽快把我们的那套房子卖掉，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准备在这里买房，急需用钱。”
“这种事哪能很快就办好呢?”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回答说。
“怎么办不成呢?”伊萝奇卡感到莫名其妙，“卖房也就三天时间就够了，这我清楚。”
“你清楚什么?要办理各种手续，再说还要办护照、签证，麻烦着呢。”
“妈妈，我们急需用钱，越快越好。我马上就给你寄邀请函，办旅游签证，一个星期后你就可以来我这里，在我这里玩六七天后回去，等各种手续都办好了，你们就可以正式来美国居住了。”
“真想不到，想不到，”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若有所思地说，
“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
几天过后，一名男子给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打电话说，伊萝奇卡和列昂尼德托他给她捎来了邀请函。
“我知道，买机票是个难题，起码要半年时间才能买到，这不要紧，我有关系，能够帮你买到任何一天的机票。伊萝奇卡请你尽快把钱带去，他们急需买房的首付款。如果你在大使馆那边有什么难题，我也可以帮忙解决。”
薇拉·格里戈里耶夫娜收下了邀请函，但是有礼貌地回绝了这个人的帮助。
两个星期过后，伊萝奇卡给哥哥萨普林打了个电话。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她怒声怒气问道，“母亲究竟是什么意思，想不想给我们带钱来?我始终得不到她明确的答复。”
“我会把这件事搞清楚的。”萨普林简短回答说。一放下电话他就直奔母亲的住处。自从他和母亲一道送伊萝奇卡和列昂尼德出国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我哪儿也不想去，”母亲说，“我不想去美洲的任何地方，我在这里蛮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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