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还在醉意朦胧的幻觉中，以为是高原，所以没有做任何反应……
“钱大，怎么办?”
李永吉的问话将钱思哲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问李永吉：“怎么了?”
“曾好只承认他与王莉发生了性关系，但不承认杀人呀!”李永吉说，“他说与王莉发生了性关系后突然害怕了，怕王莉酒醒后睁开眼睛发现是他，就匆匆忙忙地跑了。”
“哦?”钱思哲好像才醒悟过来一样。
——是啊，曾好没有承认杀人!
——也许，曾好是在避重就轻，从他所交代的事情经过看，定他强奸罪没问题，可根据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却不能认定曾好有杀人犯罪的嫌疑。
——也许，真的就是一个巧合，在曾好之后另外出现了一个什么人。难道说这个案件真的就要变成悬案了?
钱思哲最近一直在思考现场物证的问题。他认为，目前在现场物证的分类上，应当引入一种“确定性物证”、“非确定性物证”和“零物证”的概念。现场提取的痕迹经过查证后确实与案件的某一方面有关联的为“确定性物证”，而在不能确定与案件有关联之前应视为“非确定性物证”。“非确定性物证”在经进一步的调查访问、现场实验和检验鉴定后有可能成为“确定性物证”或“零物证”。“零物证”是指经查证后确认与案件毫无关联的物品和痕迹。比如王莉案件中从阴道内提取的精液成分，虽然可以肯定有人与王莉发生了性关系，但却不能认定与王莉发生性关系的人就是杀害王莉的人，所以在王莉被杀这个层面，精液就是一个非确定性物证。
他问李永吉：“樊大队什么意见?”
“樊大队认为曾好是避重就轻，他说要加大审讯力度。”
“曾好与刘辉受贿案有牵连吗?”
“不清楚。”李永吉说。
“明天问一下这个事情。”钱思哲吩咐道。
“好的。”李永吉答道。
“哦，等一下。”钱思哲突然想起市纪委欧阳处长曾给他留有一个联系电话。钱思哲翻开通讯录，把欧阳处长的电话号码找了出来。
“欧阳处长吗?”
“请问你是?”
“我是刑侦大队的钱思哲。”
“呀，是钱大队长啊，你好!”
“你好，欧阳处长，我想问一下，市国土局副局长曾好与那个受贿案件有牵连吗?”
“那个案件与曾好无关。怎么?王莉被杀与他有关吗?”欧阳处长问。
“是啊，现在在王莉案件的侦查中已经牵扯到他了。谢谢你啊，欧阳处长。”
“不客气，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尽管说。”
“再次感谢，再见，欧阳处长。”
“再见。”
有时，看似简单的案件，在侦破工作中却总是一波三折，侦查员费尽周折已经看到了希望，但这种希望却又像流星一样突然消失了。
对曾好的审讯没有取得令人振奋的结果，王莉被杀案又陷入了困境。
钱思哲站在窄小龌龊的现场，室内依然是一片狼藉，到处都是血污斑迹。一阵阵的寒风吹得室外巷道上的泥沙东逃西窜，破损的门窗也扯开了嘶哑的嗓子。仿佛是寒冷的原因，室内的血腥味也沉淀了。钱思哲茫然地站立着，现场的景况已经经过了无数次的过滤，他弄不明白今天来到现场到底想看点什么。或许是想得到冥冥之中的启示吧?
钱思哲几乎每天都要到“双尸案”现场去走上一趟。两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大案队的侦查员几乎在现场附近抄了个底朝天，抓了三个涉嫌组织容留妇女卖淫的团伙，近二十人。虽然还没有摸到对侦破“双尸案”有多少价值的线索，但钱思哲似乎已经看到了破案的曙光。通过现场勘查及调查走访所得到的材料来看，钱思哲认为制造“双尸案”的犯罪分子是一个纠合性的团伙。现在，已经在当地打掉了三个这样的团伙。他吩咐下去，将这些人的通讯号码全部统计上来，下一步就会对这些人在案发前后的通讯联络情况进行梳理。从房东提供的情况看，从现场跑出来的是一个人，还有两人站在距现场近百米的地方，他们所处的地点与发案现场有一栋楼房相隔，据此推论很可能外面的两人对现场发生的杀人案并不知情。而且，在发案前，即使三人是偶然相遇，在作案逃离后也会频繁联系打探消息，特别是直接实施犯罪的这个人，想知晓公安机关动向的心情最为急迫。
钱思哲觉得，案件发生后，虽然经过仔细的现场勘查，该发现的物证已经发现了，该提取的物证已经提取了，但经常到现场看看，每次都会有不少的收获。现场的方位和现场的周围环境，还有居住在现场周围人的生活习俗、活动规律，都能对案件的侦破给予有益的启示。
一阵急促的、尾音还带着呼哨的手机铃声将他从沉思中扯了回来。钱思哲最近将手机里贮存的通讯名单进行了分组，把专案组的成员统统划到一个组里。凡是这种铃声，他会毫不犹豫地就接了，如果不是这种铃声而又在工作的情况下他是不会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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