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你干嘛问这么多?想从中判断可以在我身上榨出多少吗?”
“不是的。”
“这整个谈话，”他忽然说，“有点不对劲。你不像个勒索人。”
“为什么?”
“我不知道。那种人像黄鼠狼，他们工于心计、狡猾，而你虽然工于心计，但方式不同。”
“人有很多种。”他站起来。“我不想没完没了地付下去，”他说，“我不想过得好像随时有把剑对着我。该死，这对我不公平。”
“我们可以想个办法解决。”
“我不希望我女儿被毁掉。我也不想被榨干。”我拈起银币放回口袋。我无法让自己相信他杀了“陀螺”，但也不完全排除。我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厌恶。我推开椅子站了起来。
“怎么样?”
“我会再跟你联络。”
“那要花我多少钱?”
“不知道。”
“我会付你跟他一样多，我不想再多给。”
“你准备付多久呢?一辈子?”
“我不明白。”
“也许我能找出双方都满意的办法，”我说，“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
“如果你的意思是付一大笔钱一次解决，我怎么相信你?”
“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我说，“我会告诉你的。”
第05章
我约了贝弗利·伊斯瑞奇七点钟在皮埃尔饭店的酒吧见面。离开普拉格的办公室以后，我进了麦迪逊大道上的一家酒吧。那儿已变成广告人的巢穴，噪音频率高得使人无法放松情绪，我喝了些波本就走人。
往第五大道的途中，我在圣托玛斯教堂停下来，进去坐在家庭席上。我发现自从辞职以及离开孩子老婆以后，教堂反而成了我的常去之处。其实我不知道教堂是干什么用的，但纽约大概只有教堂是能让人思考的地方了。我不确定那是它们唯一吸引我的原因。按理说人们来这里比较像是为了某种自我探寻，虽然我一点都不知道在探寻什么。我不祈祷，什么也不信。
但它们是个坐下来思考的好地方。坐在圣托玛斯教堂里，我想了一下亨利·普拉格其人。实际上，这次思考没什么结果。如果他少些戒心而多些表情的话，我或许能有点结论。他一点也没有撇清的意思，但如果他聪明到能在“陀螺”已有戒备的情况下还杀了“陀螺”，他也能使我搞错方向。
把他看做凶手，我觉得不对劲，然而要把他当做勒索受害人，还是不对劲。他不知道这一点，我也没有时间告诉他，但他应该曾叫“陀螺”带着他的垃圾滚蛋。花了那么多钱去掩盖罪行，应该没有人能抓住他的把柄了。他女儿几年前犯了罪，最严厉的控诉应该是开车撞死人，但是以过失杀人起诉的可能性大些，而且应该会判缓刑。经过这些年后，即使再把真相公布出来，对他和她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了。也许会招来一些非议，但是不足以毁了他的生意或他女儿的前途。
所以在表面上，他没有多少理由接受“陀螺”的勒索，更别说是杀他了。除非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事。
他们三个——普拉格、贝弗利·伊斯瑞奇、哈森达尔——都曾付钱给“陀螺”叫他闭嘴，直到其中之一决定要他永远安静下来。我得做的，就是找出那个人来。
而我真不想这么做。
我有几条理由。最好的理由就是，我不能像警察一样给那个凶手一枪。我想做的是，把“陀螺”的信封扔在一个好刑警的桌上，让他去处理。警方所掌握的死亡时间一定比凯勒给我的含糊估计精确得多，他们可以对那三个人做彻底的讯问，核对不在场证明，这些就几乎足以使案子水落石出了。
这当中只有一件事不对：凶手“砰”的一声就可以了结，但另外两位可要灰头土脸了。我很想把信封扔给警察算了，反正他们三个都是有污点的人。一个撞了就跑的凶手、一个妓女兼坑人专家、一个肮脏的变态——“陀螺”有他个人的道德观，他觉得他对那没杀他的人有义务，因为他们花了钱收买他。但他们可没收买我，我不欠他们的。
警察是一个选择。如果我一直査不出关键来，最后还是要交给警方处理。但目前，我打算试试看。所以我约了贝弗利·伊斯瑞奇见面，也出其不意地探访了亨利·普拉格，明天则是去看西奥多·哈森达尔。到后来，他们都会发现我是“陀螺”的继承者，他的钩子还是牢牢地勾住他们。
一群游客从走道经过，相互对祭坛上精巧的石雕指指点点。我等他们走了以后，又坐了一两分钟才离开。经过门边，我看了一下门上的募捐箱，上面写着：你可以选择赞助海外教会工作或帮助无家可归的孩子。我从陀螺给我的三十张百元钞中抽出三张，塞进帮助无家可归孩子的募捐箱细缝中。
有些事情，我做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其中一件是：缴十分之一的税。也就是说，每赚一笔钱，都拿出十分之一捐给任何一座我刚好经过的教堂。天主教教堂得到的比较多。倒不是我有所偏好，而是它们多半全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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