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儿他说没有人打电话找我。我上楼走向房间，先注意看是否有灯光从门缝底下露出来。没有，但这不表示没事。我再看锁边有没有刮痕。没有，但这也不能证明什么，因为这些旅馆的锁只要用牙线棒就可以弄开。我开了门，除了家具外没有别的，东西都在原处。我开灯，关门，上锁，举起双手看，手指还在发抖。
我勉强支撑着倒了杯烈酒喝下去，有那么一会儿胃也在抖，我以为威士忌会下不去，但还是下去了。我撕了张纸片写下几个字母跟数字，放进皮夹里。我脱掉衣服，站在莲蓬头下冲掉一身的汗，最糟糕的那种汗——一半是由于用尽力气，一半是由于本能的恐惧。
我正在擦干身体时电话响了。我不想接，我知道将会听到什么。
“那只是警告，斯卡德。”
“狗屎!你已经试过了，但你还不够好。”
“真的动手时，我们不会失手的。”
我叫他滚一边去就挂了电话。几秒钟后我拿起电话告诉雅各布九点叫醒我，在那之前不接电话。然后我上床去，看看是否能睡着。我睡得比预期的好。夜里只醒来两次，两次都是因为同一个梦，可以让弗洛伊德派心理学家无聊得哭出来，它毫无想象力，全无象征意义。梦境都是我从阿姆斯特朗酒吧出来，车子向我冲过来，只是在梦中驾驶员的技术更好，也更有胆量向我一直追击。就在他正打算夹死我前，梦醒了，我两手紧握成拳，心脏砰砰跳。
那样的梦，我想是一种心理保护措施，潜意识里你在梦中经历那些你无法掌握的事，使得那些最可怕的部分不再那么吓人。我不知道那些梦的影响有多大，但是七点半我第三次从梦中醒来时，觉得好过多了。有人想要干掉我，而那正是我故意刺激别人去做的。他没有得手，而那也正是我所期望的。
我想着那通电话，不是万宝路人，我有理由肯定这一点。那声音比较老，大约与我年龄相仿，而且那口音是道地的纽约人。
看来至少有两个人在对付我。车上有几个人?我试着回想车子向我冲过来时短促的一瞥：车前灯照着我的眼睛，没看到什么，而当我再转身时，车子已冲出好一段距离，车速又快，我只来得及记车牌号码，没法数人头。
我下楼吃早餐，但只解决了一杯咖啡和一片吐司。我从贩卖机买了包烟，点了三根配咖啡，这是两个月以来我首次抽烟，它们让我有种飘飘然的感觉。抽了三根后，我把那包烟留在桌上就出去了。
我到中央街，进入赃车小组办公室，一个脸颊红嫩的新手问我有什么事。办公室有六名警察，而我一个也不认识。我问雷伊·兰道尔在不在。
“退休几个月了，”他说，又问另一个警察，“嘿，杰里，雷伊什么时候退休的?”
“应该是十月吧。”
他转向我，“雷伊是十月退休的，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
“是私事。”我说。
“我可以找到他的地址，如果你愿意等一下的话。”
我告诉他没什么重要的事。雷伊退休了让我颇为意外，他好像还不到退休年龄。然而，他年纪比我大，仔细想想，我在警界干了十五年，离开也有五年多，连我自己也已到了退休年龄。
也许这孩子可以让我看看失车名单，如果这样我就必须告诉他我是谁，还得扯一些无聊的闲话，所以我离开那栋建筑走向地铁站。一辆空出租车驶过来时，我改变主意，拦下它，告诉司机我要去第六分局。
他不知道在哪儿。几年前，如果你想开出租就必须随时随地知道最近的医院、警局。消防队在哪里。我不知道这样的测验是什么时候取消的，但是现在，只要你是活人就可以了。
我告诉他在西十街，他很顺利地找到了地方。我走进埃迪·凯勒的办公室，他正在看《每日新闻》上一则让他很不高兴的报导。
“该死的特别检察官，”他说，“这家伙除了惹人厌以外还能做什么?”
“他常常上报。”
“是啊，大概他想当州长吧?”
我想起哈森达尔。“每个人都想当州长。”
“那是他妈的事实。为什么你能看出这一点?”
“你问错人了，埃迪。我不知道为什么任何人都想当个人物。”
他冷眼打量我，说：“妈的，你就老想当警察。”
“打从小时候就这样。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没想过要做其他行业。”
“我也是，老想着要佩戴徽章，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在想，这大概是跟我们成长的经历有关，街角的警察受到大家的尊敬，小时候看的电影中的警察，也都是好人。”
“不知道。他们总是在最后一幕把贾克奈①干掉。”
①詹姆斯·贾克奈(1899—1986)，美国著名演员，善演反派角色，他于1942年以《胜利之歌》一片赢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是啊，那是他咎由自取。你眼见他的所做所为，为他做的事发疯，而你却希望他最后买个农庄就此终老一生。坐啊，马修，最近很少看到你，要咖啡吗?”
我摇头坐下了。他拿起烟灰缸里一支熄掉的雪茄点着，我从皮夹拿出二十五元放他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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