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越来越增强的惊愕听着马西涅克先生说话。他是否会想到世上没有人那怕是稍微有一点相信这荒谬的神话?
但他笑着，带着庆贺他插手于这件事的神情，或是高兴于他引导这些事件的精明的方法。
我用一只手把他搁在桌上的帽子推给他，接着打开前厅的门。
他站起来并对我说：
“我住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车站旅馆。您是否愿意令人把那些寄到这里的写有我名字的信送来?我想这寓所里不会有接待我的地方。”
我突然抓住他的手臂并大声说：
“您知道您冒的风险，对么?”
“在做什么事时?”
“在进行您的事业时。”
“说实在的，我不认为……”
“先生，您冒坐牢的风险。”
“噢!噢!坐牢……”
“先生，是坐牢。司法机关永远也不会接受您的任何的故事，任何的谎言。”
他又重新张大嘴笑起来。
“多夸大的话!当这些话是对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只想到他的女儿的幸福的父亲说时，多么不公平!先生，请您相信，开幕礼将在5月14日举行……要是您不反对您叔叔在遗嘱中所表示的意愿……”
他怀着不安用眼光询问我，而我在犹豫我应怎样回答他。我的踌躇不决在一种理由前让步了，这理由我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但似乎是十分迫切的，于是我说：
“我不会反对，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尊重那并不代表我叔叔真正的意愿的遗嘱，而是因为我应当为他的光荣而牺牲一切。如果诺埃尔·多热鲁的发明决定于您，先生，您行动吧，您为成为主宰者所用的手段与我无关。”
那人又哄然大笑，深深鞠躬告辞后走了出去。当晚，他去拜访了公证人，翌日又通过报纸大胆地提出了他的要求。从法律的角度看来，这要求是完全合法的。第三天，他被传唤到预审法官那里，对付他的调查开始了。
对付他，这是恰当的用语。当然，人们没能指出控告他的任何事实。当然，他能证明，他由于生病卧床，一个月来由一位看护他的女佣人照料着，他能离开图卢兹时就直接到巴黎来了。但他在巴黎干了些什么事?他看见了什么人?从什么人手中他拿到的稿子和化学公式?对于这些问题，他全都不能解释。
他甚至也不企图解释。
“我不得不小心谨慎，”他说，“我已答应不透露那些提供必要的文件的人。”
这是马西涅克先生说的话!是马西涅克先生的顾虑!全是谎言，不对么?虚假?推托?但是，尽管这人很值得怀疑，可又能控告他什么呢?怎样支持这控告呢?
还有古怪的事，一切怀疑、推测、肯定这位马西涅克先生是两个犯罪者的工具和同谋的观点在大家好奇的大潮中消失了。司法机关的习惯，经常的审慎、拖延、延迟遗产继承人享有权利的法律期限，这一切都没有得到遵守。人们只想看到和知道马西涅克先生是手里掌握着巨大秘密的人。
他有梯形实验室的钥匙，他单独或带着在他监视下的工人进去，他重新组织工人队伍以避免有阴谋和诡计。他经常甩掉紧跟在后面的警察到巴黎去，带回一些小心包好的铁罐和玻璃瓶。
在开幕典礼举行的前夕，司法机关对于有关马西涅克先生的事、关于韦勒莫、凶手和贝朗热尔的隐没等并没有比事发第一天知道得更多一点，同样也不知道诺埃尔·多热鲁的秘密、他死亡的环境、他写在墙壁的石灰块上的谜般的字的含意。至于我曾叙述过的奇异的幻象，人们或否认它们或没有任何理由地热情地接受。总而言之，人们什么也不清楚。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梯形实验室的一千个座位在几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这些座位被五六个观众以一百法郎一个的价钱购走，又以两三倍的价钱再售出。要是叔叔活着，他会怎样高兴!
5月14日的前夕，我睡不好，老做恶梦，不时惊醒跳起。在刚黎明时，我坐在床上，在只有几声乌啼打扰的一片沉寂中，我似乎听见一个锁咔咔响和一道门被推开的声音。
应当说明，自从叔叔死后，我一直居住在他的房间近旁。这些声音是从他的房间传来的，只和我隔着一个有红棉布门帘的玻璃门。我侧耳倾听。移动椅子的声音传来。肯定有人在另一边，这人显然不知我睡在隔壁房间，没有当心。但他是怎样到那里的呢?
我从床上跳下来，穿上长裤，拿着小手枪，掀开门帘的一角。最先我只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因为百叶窗关着，房间里很黑暗。接着我轻轻打开窗子，拨开铁门闩，拉起百叶窗，光亮透进室内。
这时我看见一个女人在房间里转过身去。尽管一个褐色的毛斗篷从头到脚披在她身上，但我立即认出这是贝朗热尔。
我感到比惊愕更多的是看到她过去明朗而热情的面孔现在显得既消瘦又苍白和悲伤，我突然深深地怜悯起她来。我甚至没因为她还活着而高兴，也不想她为什么事情愉回到寓所来。只有那苍白的面孔，发热的眼睛，蓝色的眼皮这些令人痛苦的形象吸引了我。在那斗篷下，我可以肯定一定是她那瘦削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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