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他走回来时说，“不再需要你们了。你们乘另一条小艇，到库房那边去等我。三四小时后我到那里和你们汇合，那时马西涅克已说出他的事，当然，那是由于我和我们的新囚犯作了有点粗暴的谈话。那时我们离开……”
他陪伴着他的两个同党走了。当我二十分钟后再看见他时，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他把报纸放在我在窗前能看见的那张小桌子上。然后他坐下来，点燃一支雪茄。他转过身背对着我，遮住了桌子。但过了一会儿，他移动了身体，我看见了那报纸——横着叠起的晚报。在露出的版面上，一些大写字母印着这动人心魄的标题：
人们知道了默东出现的幻象的真相
我的内心深处在颤抖。那年轻的学生没有说谎!邦雅曼·普雷沃泰勒发现了真相，并且在几个小时内把它展述在回忆录中——他曾和我谈起这回忆录——并把它公开了!我费劲地贴着百叶窗，试图看清报纸文章的头几行，由于报纸折叠的方式，我也只能看到头几行。每一个辨认出来的字都是那么使我激动。
这报纸我要珍贵地保留，因为由于它的启示，我至少知道了巨大奥秘的一部分。在复刊邦雅曼·普雷沃泰勒早上发表的著名回忆录之前，这报纸这样说：
对，奇怪的问题已解决。我们的一个同行今早以《致科学学院的公开信》的形式刊出了可以想象的最审慎、最明晰、最有说服力的回忆录。我们不知道官方的科学界是否同意报告的结论，但我们怀疑反对意见足够强大到摧毁向我们提出的假设，虽然这反对意见十分严谨而且被忠实地予以阐明。对于提出的假设，其证据是人们不能驳斥的，其证据是我们不能不相信的。
这完美的假设价值倍增，那是因为它不但不能被驳倒，而且它为我们展开了最广阔最奇妙的视野。诺埃尔·多热鲁的发明，的确不是被限于它的现状和它的表现。它还包含不可能预见的结果。它被召唤去推翻我们对人类过去的概念，以及人类将来的想法。自从人类世界诞生以来，没有一件事能与它相比。这件事同时是最难以理解又最自然、最复杂而又最简单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可能向世界宣布这发明。这是一个几乎是孩子的人，通过天才的本能和聪明的观察获得这巨大的光荣。这就是邦雅曼·普雷沃泰勒接受我们采访过程中收集到的情况。我们很抱歉不能提供更多的细节。我们只能是如此。邦雅曼·普雷沃泰勒只有二十三岁。我们将提供……
我的叙述不得不到这里为止，因为我再看不见下文了。我能知道更多的详情么?
韦勒莫站了起来，在阳台上散步。他走开了一会儿后，又拿着一瓶酒返回来，连续喝了两杯。展开报纸后，他开始阅读回忆录，更确切地说是重新阅读，我想他已经看过了。
他坐的椅子靠着我的百叶窗。他向后仰坐着，双手拿着报纸，因此我不但能看到上述文章的结尾部分，而且也能看到他正慢慢地读的回忆录。
但是白日的亮光逐渐暗下来，天上的云彩遮蔽了阳光。我与韦勒莫同时读到了《致科学学院的公开信》。
诸位先生，我请你们把这回忆录看作为我想写的更为重要的研究文章的尽可能简短的序言，作为它将在各国引起的无数研究的非常简朴的前序。
我匆忙地顺笔即兴写下这回忆录，你们会在其中看到一些漏洞和缺点，我并不想掩饰它们，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在默东所作的观察非常有限，由于泰奥多尔·马西涅克先生顽固地拒绝提供任何补充材料的要求。但那些神奇的幻象引起的情绪使我认为有责任提供研究的结果，虽然这结果还不完全，但对这项研究我怀有合理的雄心壮志保留优先权。我希望通过集中假设，帮助建立事实，使人们的思想平复。
我的工作始于维克托里安·博格朗的启迪。我收集了他全部的讲话，分析了他的印象。我还收集了诺埃尔·多热鲁说过的全部的话。我重新研究了他全部的实验细节。经过仔细的检查和衡量，这一切使我到默东观看第一次演出时不是两手插在口袋里，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轰动的人和对奥秘事物的好奇者出现，而是作为一个带着思考成熟的计划、一些进行工作要用的工具的研究者出现。这些工具是有意选择好的，我把它们藏在我的衣服下面，并藏在一些愿意协助我的朋友的衣服下面。
首先是一架照相机。
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因为泰奥多尔·马西涅克先生多疑而且禁止将科达胶卷带入场内。但我还是成功了。必须是这样。必须对第一个问题，一个可能是先决的问题，提供一个最终的回答。默东出现的幻象是否是出于个人的或集体的暗示?既然它们除了那些感觉到它们的人以外，没有任何现实性。或者它们有一个外在的真实的原因。这回答，人们肯定能从所有看到这些幻象的人产生完全同样的印象这一现象中推论出来。不过，我今天提供一个直接的证据，我认为它是无法反驳的。摄影的暗室不像一个头脑，在那里面能创造出形象，在那里幻象可以用内在的物质形成。它是无法撒谎或搞错的见证。但这见证会说话。摄影感光片证明了现象的真实性。我向学院提交七个由银幕快镜拍摄的底片，其中两个底片表现兰斯大教堂的焚烧，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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