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她是在什么时候看出这种令她惊悚的玄机的，是你们刚刚相见的一瞬间，还是同床共枕之后，但我肯定她一定知道自己是跟谁在一起。与此同时，你也看出了这一点。以我的猜测──如果你能够立即就走，或许你会放她一条生路。可是，你却走不了，原因很简单──由于你不是赵鄂，自然也不知道他的大笔存款的密码，为了拿到那些钱，你只好去银行挂失，这样一来，你就不得不焦虑地等上一个星期。
“‘按照我的推断，你应该是在5月17日，也就是杀害了赵鄂的第二天办理的挂失手续，而何芊是两天之后去找的你，你担心自己在其后的这5天之中被她告发，于是，那天驾车将她送上高速公路之后，你便跟她的后面来了北京。只是，你没有驶入芙蓉花园的大门，而是将车停在了紧靠她的别墅的小区栅栏外面的小路上。因为握有她给你的钥匙，翻越了栅栏后你顺利地进入了别墅，用对你孪生兄弟赵鄂同样的方式杀害了她之后，你又原道回到车上，随即驾车返回了天津。
“‘需要说明的是──当我5月26日那天早上去机场见你时，这些尚且还是我的推断，但现在我已经拿到了证据，我的同事梁警官昨天第三次去了京津高速公路收费站，终于找到了案发那天当班的工作人员，虽然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却是一个车迷，她对你兄弟的那辆银灰色的奥迪“TT”小跑车印象颇深，而且，不但记得是天津车牌，还记住了后3位号码……’”
尾声
以上便是我所讲述的故事。按照我的警察朋友陈耳东的说法，这是他十几年的警察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一次靠推理破获的案子。虽说在某些细节上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但总体来说，尤其是关键的问题，他都是正确的。当然，有些问题，陈耳东并没有跟你仔细说明，可你如果从头回顾一下我的叙述，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我其实已经代为交待过了。比如，赵湘本不认识赵鄂的新经纪人张文英，连这位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但赵鄂告诉了他一切，包括这位是上海人，使得赵湘刚一在电话里听见他的一口上海话，就知道此君是谁了。而且，你一定可以回想起那天是他先到的利顺德大饭店，他必须如此，要不然，说不定便会露出什么破绽。
说到这儿，你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初那位画家要匪夷所思地拒绝张文英提起的那个极为诱人的条件──仅仅为某生产一次性打火机的“大企业家”画一幅画像，就可以将“他”的全部作品高价售出。不光是这些，你还可以想起来──因为根本不认识，所以他那天在银行里遇到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后，才会那般支支吾吾，以至于随那个女人前往她的住处时，同样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住在哪儿……
正如陈耳东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赵湘的确可以称之为是“幸运”的，尽管险象环生，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却都被他一一解决；而另一方面，他又是最为不幸的──如果他那天没有把陈耳东留在他兄弟画室，或者说即便是把他留在了那儿却没有那么久，再或者说即便那么久而陈耳东没有去琢磨赵鄂的那张“并蒂莲”……等等等等，也许他就逃脱了。
不过，当后来侦破了这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之后，陈耳东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他一再声明自己并非有多么睿智，一个劲儿地说他不过是在偶然之中破的案。尽管这样，那个女主持人仍旧对他好生赞誉。最后，她冲着摄像机，神情严肃地警告着某些人，让他们以此为鉴，说了些“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类的铮铮话语。就我本人而言，我对中国的司法程序了解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一般抓到杀人犯，很快就给枪毙了。其实不然，出于种种原因，有时候可能会拖上一段日子，这位赵湘便是如此。陈耳东告诉我，案子移交给检察院之后，他便被借调到了公安部，因为工作繁忙，很长时间都没有顾上过问赵湘的事儿。实际上，关于赵湘的结局，陈耳东还是一年之后，在报纸上看到的。
如果我的故事拍成了电影，那么，你便会在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候看见一架喷气式客机迎着一轮红日，呼啸着从北京首都机场的跑道上腾空而起。如同本故事开始时那样，银幕的下方第二次打出了字幕：
2004年5月16日。
当镜头展示了这架已经飞上了蓝天，正在云雾中穿行的飞机后，场景会由“日外”转为“日内”，于是──你这时候便置身于飞机的客舱里。跟在一位身材优美，正推着车向旅客提供饮料的空姐的背后，你随即就会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看见因公赴某地出差的陈耳东。
“先生您好！”漂亮的空姐向陈耳东打着招呼，“请问您用点儿什么，是红茶还是咖啡？”
“噢。还是……咖啡吧。”
道了声谢，陈耳东把空姐递过来的咖啡，摆在面前小桌上凹陷的圆形槽里，打开一张当日的《北京晨报》。瞧了一眼头版上关于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最新情况，以及昨晚发生于平安大道上的一起严重车祸，他忽然在第二版的右下角看到一条消息：
“本报记者报道：昨天，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核定，又有一批民愤极大，罪大恶极的杀人犯被依法处决……”
随即，在公布的名单中，陈耳东发现了赵湘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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