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见见她。”韦建说。在阳台上。当然了，是他伤感了以后。“这种想法老是在脑子里转悠，差不多有一年了吧……”他喃喃地说，我老是梦见她，每一次情形都差不多……她在果园里，穿着一件白色的纱裙，站在一棵苹果树下……哦，也不一定，有时也不是苹果树，梨树桃树柿子树什么的，总之……她站在一棵什么树底下，慢镜头一般地向我招手……”
对我来说，直到现在，韦建始终是个谜。我是指那些内心深处的东西，真难以判断他的感情世界。绝大多数时刻，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我认为他是个冷冰冰的家伙，我甚至可以说，这小子相当残忍。要知道，我这么讲绝不是耸人听闻，完全是有根有据：有个学计算机的女学生，身材挺漂亮，按照韦建的说法儿，她是他的模特儿。我后来在他出版了的“艺术人体”摄影画册上看见她那两只丰满的乳房。那个女孩儿十分年轻，刚上大二，不是成都的就是重庆的，跟他睡觉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可这小子，没俩礼拜就把她给甩了。结果女孩儿不干，又找他来，可敲了半宿门他都没给开，硬是让那痴情的小女子在楼梯上坐到天亮。
对我的痛骂，他显得不以为然，还坦然地说什么：“长痛不如短痛，反正我也不可能娶她。”这就是韦建，够狠的吧。你不难想象，当我听他伤感地说那些怎么怎么梦见离婚五年的前妻时，心里有多么的不理解。
其实我也知道，他倒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铁石心肠。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多愁善感，偶尔对了他的胃口，看一部感人的电影时也一样会眼圈儿发红。而有一回，他在我的事务所里碰见一个委托我向前夫讨要生活费的女人，得知她的女儿只有14岁就患上了肺癌，整整一个晚上，这小子一直在长吁短叹。只是，我从未见他哭过，直到两天前那个夜晚。当他看注视了一阵对面楼上一扇扇亮着灯的窗户，把脸扭过来时，我看见他潸然泪下。
“有件事……从来没告诉过你，”韦建唏嘘着说，“钟莘曾经怀孕，可她没告诉我，自己去医院给做了。”
这便是他伤心的原因。他说，如果他俩没离婚，他的儿子或者女儿就会活着，现在已经4岁了。韦建承认这都怪他。钟莘的嫂子事后跟他说，钟莘本来想告诉他，可拿到化验结果那一天，他刚好提出跟她分居。
“说真的……这件事我的确不知道，”韦建痛哭流涕，“如果她说了，我绝不会和她分手……”
我不知道韦建为什么要跟钟莘离婚，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直到现在这也是我心里的一个大问号。韦建当然跟我解释过，不止一次，可他所说的理由总让我觉着不那么充分不那么理所应当。
钟莘身高1.72米，苗条而不失丰满，一头黑缎子般的长发，毕业于一所名牌儿医科大学，是一个有前途的实习外科医生，在一座响当当的大医院里就职。工资收入很高且工作稳定，这辈子谁也甭想把她给炒了鱿鱼。不光如此，她还是一个大家闺秀，有一个有钱的老爹，据韦建讲，他岳父是一个什么什么房地产开发商，既有实力又有背景，这小子说，某次他曾经在电视里看见钟莘的祖父，那老爷子，早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就是上海的“实业家”，别看已经九十多岁，接受采访时，还穿着时下流行的“皮毛一体”的皮夹克，里边露着红格子衬衣，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也就是说，钟莘不但是个漂亮的才女，而且还是个实实在在的“财女”，五年前嫁给整天骑着自行车乱跑的韦建时就开着一辆富康。我真是羡慕不已，我那时正四处凑钱欲买一辆二手的夏利。可韦建并不以为然，不怎么珍惜，说无论是她的才华和美貌，还是她显赫的出身和富有都不能使他感到幸福。
当然了，韦建承认钟莘是个难得的好妻子，也承认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可他还是决定离开她，结果，居然就真的那么做了。
虽说我去年经手了58起离婚案，但他俩的事儿却是自己办的。两个人去了办事处，完全是心平气和。那个老太太接待他们那会儿，钟莘恰好有点儿肚子疼，韦建还跑到马路对面的肯德基给她捧回来一杯滚烫的红茶。办完了手续，他把钟莘送回了家。
“我在那儿坐了半个钟头。”韦建说，“直到她说没事儿了，我才走。”当他和钟莘告了别，一个人走到大街上时，他也曾有片刻的惆怅，不过更多的是一种怀疑。“我不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他说，“我不禁问自己──这是真的吗？难道说……我就这么自由啦？嘿！他妈的！”
第二天一早，韦建便来到了事务所，扔下自行车钥匙，就把一切告诉了我。
“不瞒你说……”说话时他转动着脖子，用力地活动着肩胛骨，就好像他被谁用绳子绑了三天三夜，“冯巩说得一点儿不错，真真切切是一种四九年的感觉！”
自打当初我辞了公职，开办了那间事务所，在我的印象中，凡是有人找我倾诉对自己老婆的怨恨，并且流露出有另起炉灶的想法，我几乎没说过什么阻止或者劝慰的话。只有韦建，当他第一次跟我透出他的这种念头时，我立即就表示反对，你小子！我骂道──你的脑子怎么啦？是突然进水了，还是本来就有毛病？钟莘哪点儿不好？她有什么错？像她这样的媳妇上哪儿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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