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奈蒂又在这世上辉煌地生活了十个年头。在舍迈克被他暗杀以后，他在黑社会的帮派首领、政客和警察们的心目中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左右着他们的命运。而且，弗兰克·奈蒂也不是卡朋那样嗜杀成性的凶残匪徒，他对于使用暴力手段击败对手，制造流血新闻一类老式做法毫无任何兴趣。奈蒂更像是一名商人，一名拥有至高权威的总经理级人物，他一手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共同体。
和其他许许多多总经理一样，奈蒂也有着行政管理人员们的常见病——胃病。兰格的枪击引发了他的隐性胃溃疡，虽然那些皮外伤早就已经痊愈了，可是伤病的疼痛一直伴随着他，特别是背部的伤口。在一九四三年，他指使肯帕戈纳和其他一些手下从一家电影企业敲诈了一大笔钱，这件事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各界的压力向奈蒂席卷而至，面对着巨额的敲诈罚金和坐牢的危险，奈蒂只身离开了他在郊区的房子，在雨中狐独地沿着铁轨走着。当时，他心爱的妻子安娜在十八个月以前已经离开了他，他也已经五十八岁了，又饱尝了胃病的折磨。事后，有人推测说弗兰克·奈蒂只是不愿意再次忍受长期监禁的折磨。在当时，有三名目击者看到他开枪自杀了。那一天正好是三月十九日，恰好是乔·扎戈那说：“按按钮吧。”这句话十周年的前一天。
在弗兰克·奈蒂的墓碑上写着：“失去了生活，只有死亡。”
在一九五一年，道维斯将军在书房里看书时死去了。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曾经接受过一次记者采访。他告诉记者，他对于那些懂得如何利用传媒来展现自己聪明才智的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的那句结论，也可以视为他的遗言：“愿上帝赐予我们普通的见识吧!”
珍妮同一位来自郊区的共和党的乡村官员结婚了。她的丈夫先是被选为州议员，后又被选为众议员，在多年以后的一次连任选举中被对手击败了。不过尼克松政府为他在政府部门中安排了一个职位，后来他在水门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小角色，被关到一个监狱农场里服了十八个月的劳役。在他服刑期间，珍妮与他协议离婚了。现在珍妮一个人住在埃文斯顿，他们的三个孩子早已长大成人，各奔东西了。我知道珍妮又看上了一个商人，他是埃文斯顿的前一任市长，生活得很阔绰，拥有自己的乡间别墅。
我的那位路易叔叔在一九四八年死于中风，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势同水火，没有得到一点儿改善。
在沃尔特·温切尔担任了《隐形人》电视系列剧的旁白解说员之后，他的事业又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
乔治·拉弗特在一九三四年出演了一部名为《巴列罗舞》的影片，在这部影片中，他跳舞的镜头要远远多于他对白的镜头，他在此片中的舞蹈搭档之一就是那次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中出尽风头的萨利·兰特。直到萨利·兰特前几年去世，她都一直在跳着脱衣舞。在一九五○年左右，拉弗特的表演事业发生了大滑坡，部分原因是他只肯出演“好男人”的角色，而当时，汉弗莱·博加特因出演拉弗特拒绝出演的“冷血杀手”一角而迅速走红。同时，拉弗特与艾尔·卡朋的兄弟约翰一类的黑社会人物来往甚密，这也使他的公众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他演艺事业下滑的那个阶段，拉弗特频繁出没于哈瓦那和伦敦的各类黑社会赌场中，充当勾引赌客的不光彩角色。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拉弗特扮演最为成功的一个角色是一个电视广告片中的罪犯。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着他的逃税指控，他的表演也同样的出色，这使得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达茨·里根后来也走上了从事演艺事业的道路。
肯帕戈纳在一九五五年死于心脏病，当时佛罗里达警方正因一起诈骗案在悬赏缉拿他。他终年五十七岁。
我失去了米勒的消息。我只知道他在被逐出警察局以后离开了芝加哥，但不知所终。兰格在对他的开庭审判中被宣判有罪，不过他又立即提出了上诉，要求重新审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大肆地宣扬如果判他坐牢的话，那么他就会“揭开民主党的老底”。几年以后，兰格一案被法院撤销了。又等了几年，直到这桩丑闻差不多完全被公众遗忘之后，兰格又一次向芝加哥市政府提出了申请，并恢复了他警官的职务，居然还被补发了在离职期间的全部薪金。我有的时候还能在路上遇见他，不过我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人，在退休之后还能干些什么。
玛丽·安去了好莱坞，她后改的名字比玛丽·安·比姆更受欢迎。在同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签约以前，她拍过不少小成本的通俗影片。也许我应该去好莱坞，那样的话我们就会结婚了。玛丽·安曾经数次结婚，可其中没有一次是由我做新郎。她在去年死于肺癌，《国家调查报》上披露道，玛丽·安抽烟过量。
当我在报纸上读到玛丽·安的死讯时，那些尘封的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一直住在佛罗里达，在几年前退休了。我和一名我在本书中没有提到过的一名出色的女人结了婚，婚后，我们住在博卡-罗顿，有时也去迈阿密住上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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