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地，路两旁会出现一些小型的农场、马棚和谷仓，对于在城市里长大的，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都很新鲜。虽然以前我就听说过在芝加哥的周围有这样贫穷落后的地方，不过却从未置身其间。玛丽·安的态度就与我截然相反，她就像一个屈尊返乡的“高贵”移民一样笔直高傲地坐着，因为她的故乡也是这样一个贫瘠落后的地区。
我在迪卡的加油站前把车停下来，打算加上一些汽油。在加油站的前面，有一个身穿长袍、头戴草帽的农夫斜倚在他的卡车上，就像四周干裂贫瘠的田地一样，他的脸上也刻满了同样饱经风霜的皱纹，他是那样苍老而疲惫。他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好像我和玛丽·安是一对天外来客。在加油站前的长椅上还坐着几个农夫，他们默默地呆坐在那里嚼着烟草，似乎早春的料峭冷风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
玛丽·安仍然高傲地坐在车里，对窗外的那些“贱民”连看都不看一眼。今天她穿了一件有着黑白花纹的紧身长裙，头上戴了一顶时髦的白色女帽，静静地等着我为她买来葡萄汽水。
我走进了加油站，有几个农夫坐在里面一边喝着索罗斯啤酒，一边吵吵嚷嚷地打着扑克。我自己动手从冰柜中取出两瓶汽水，然后付给服务员钱。这时，站在冰柜旁的一个面颊红润、眼睛明亮的小伙子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他我是从芝加哥过来的。
他好奇地问我：“那些年轻人今年还会再次得到三角锦旗吗?”
他指的是下周即将举行的橄榄球赛，那是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我充满信心地回答他：“他们会的。”
去年，那些芝加哥的小伙子们夺得了冠军的三角锦旗，今年他们还会再创佳绩的。
他笑着说：“我曾经去芝加哥看过比赛。”稍停顿了一下，他又骄傲地加了一句，“还不止一次呢!”
我也笑着回答说：“噢，是吗?我也是的。”
说完之后，我就走出加油站，把为玛丽·安买来的葡萄汽水递给了端端正正坐在车里的她，我自己则斜倚在汽车一旁，喝着桔子汽水。在加油站的另一边，有几个农村的小孩子正在给马钉铁掌。
我漫不经心地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玛丽·安平淡地问道：“你是指什么呢?”说这话的时候，她正努力以一种最文雅的方式喝着瓶子中的汽水。
我指了指两个十一岁左右的赤脚男孩，他俩正要走进加油站，说道：“我是说他们。”很快地，那两个男孩就走了出来，其中一个男孩的手里拿着半品脱“嗨!兄弟”冰淇淋。另一个男孩的手里握着两把小木勺，他一边走，一边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把小刀。我一边喝着汽水，一边盯着那两个男孩。他们两个一直走到正在给马钉铁掌的一个大男孩旁边，那个拿小刀的孩子把冰淇淋一切为二，将其中的一半递给了满手泥污的同伴。之后，他们几个就开始用木勺挖着冰淇淋，好像在品尝世间美味似的。
我微笑着说：“这不是很好吗?”
玛丽·安根本就不往车窗外看，她敷衍地答应道：“什么?”
我又给她指了指那几个正在挖食冰淇淋的男孩子。
她这才漫不经心地朝车窗外瞥了一眼，冲我做了个鬼脸，说道：“天气太冷了，他们不该吃冰淇淋。”说完之后，她就把手中的空汽水瓶子送给了我。
我也喝光了桔子汽水，顺手把两个空瓶子扔到了门旁的大木盒子里。然后，我又递给为我们汽车加油的那个年轻人一美元，告诉他不用找零了。他喜出望外，似乎从来没有人这样慷慨过，也许在这样一个地方，真的没有人曾经这样做过。
我们的那辆“切维”车又摇摇晃晃地开始了乡间公路的旅程。大概又开出一百英里左右，我和玛丽·安谁都没有开过口，我们之间有了小小的不愉快。一路上，她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她自己，她的进军好莱坞的理想……当我试图向她描述出眼前的乡村景色或是感叹一下乡村宁静生活的魁力时，她总是不耐烦地打断我，说什么“他们不过是一群乡巴佬罢了，内森”。她这样轻蔑的口吻使我听起来觉得很不舒服，于是我们两个人就谁也不肯开口了。
傍晚时分，我又在一家名叫“双橡树”的咖啡馆前停下了车，这次是为了吃晚饭。“双橡树”咖啡馆正巧位于十字路口处，其中的一个路口是通往“无岩瀑布”的，我们一会儿就要从那边转上伊利诺斯州三号高速公路。
咖啡馆里的生意不错，我和玛丽·安不得不坐在吧台前面品尝我们的乡间晚餐，很显然，这使得玛丽·安觉得很不自在。她也不喜欢那名为我们服务的希腊人，不过最让她不开心的就是那名女厨师，她是一个年轻活泼的女孩，在她走过来向我们征询意见的时候，我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
后来，当我们回到车上的时候，玛丽·安愤愤地说道：“小荡妇!”
我笑着耸耸肩说：“别这样，她看起来很可爱，而且她做草莓馅饼的手艺的确相当不错。”
“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乡下丫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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