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明白你的意思，黑勒。如果他出去的话，他的堂兄威斯德勒很容易注意到那辆林肯的动向。如果威斯德勒能证实当时林肯是放在车库里没有出来，那么弗来迪就没有撒谎。”
“是这样，可这样的论断也有点儿冒险。弗来迪怎么能让威斯德勒听到自己开汽车进出的声音呢?”
加登同意地点了点头，说：“除了这一点以外，开车到西苑来回要半个小时，杀人最少也要十五分钟。”
“最少也要这么长时间，而前后其他过程加起来总共需要八十分钟——弗来迪根本没有八十分钟时间做这些事。”
“那谋杀的时间能不能延后?弗来迪能不能在德·威斯德勒把女伴送回家后去做这些呢?”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说：“哪就是大约在三点十五分。那辆林肯正在车库里，弗来迪如果要出去，只能用车道上停的那辆车。可问题是，德·威斯德勒把钥匙留在车上了吗?还是弗来迪另有一把钥匙?”
“这件案子，”加登说，“有许多关键的地方都和德·玛瑞尼的这位堂兄有关，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有力的证人。”
加登说的对，我需要和威斯德勒谈谈。这位花花公子自玛瑞尼被捕后，就从维多利亚大街上弗来迪的客房里搬了出来，搬到海滨大道上迪克酒吧楼顶的套房里居住。那是一个游客和当地居民的混居地，紧挨着拿骚最时髦的大街。我们找到了这个酒吧，一条木制楼梯通向威斯德勒所住的套房，小巷中臭水沟的味道扑面而来。
我敲了敲那已油漆斑驳的木门，加登在我身后好不容易在横流的臭水中找到一小块立脚之处。他许诺，我们这次行动所听到的一切，他都将记录下来。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
“有人在里面，”我们的作家说，“我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
我也能模糊地听到。我又用力地敲了敲门，门上那些干裂的油漆在我的重击下纷纷剥落。里面说话的声音停下了，可是却没有人回应我的敲门声。
终于,在我第三次敲门后，门打开了，露出了那个自负的侯爵的帅气而苍白的面容，他锐利的黑眼睛气愤地瞪着我。他的眉毛很宽，下巴单薄，长着一头鬈曲的黑发。他随意地穿着一件白色丝绸衬衫，领口敞开着，下穿一条黑色的休闲裤。在他柔软的手中，拿着一个大玻璃杯，里面装着加冰的威士忌。
“我不希望被打扰，请走开。”他说话的时候，脸上那完美的肌肉抽动着，他的法国口音没有玛瑞尼浓重，但也很明显。
“对不起，可这很重要。”我说，“我叫黑勒，为你的堂弟弗来迪工作，试图帮助他的律师为他洗清不白之冤。”
这番话打消了他的愤怒，他审视地眨了眨眼睛，长长的睫毛像女人似地忽闪着，朝我身后看去，瞅了瞅加登，问：“他是谁?”
“他是我的帮手。”
“噢，”他在嘴唇里轻轻地咕哝着，“进来吧，只要能给弗来迪帮点儿忙，让我做什么都行。”他提高了声音，却好像不是为欢迎我们，大声地说：“进来吧，先生们!”
我们走进了他布置迷人的房子。这是间法国风格的起居室，红木沙发和胡桃术便椅随意地摆放着，墙上挂着植物花纹的挂毯;咖啡桌旁有一盏落地吊灯，地下铺着东方风格的地毯。在一个藏酒丰富的简易吧台上，挂着一张镶框的巴哈马海景水彩画。沙发后是临海滨大道的窗户，上面挂着褶饰优美的窗帘，街上的嘈杂声隐约可闻。
“我这里简单的环境委屈你们了。”他说着，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我不得不租一间带家具的房子，又不得不忍受楼下的酒吧为满足粗俗的游客口味而做的设计。”
“这对你来说是多么难过呀。”我说。
他却没有听出我的挖苦，说：“随便坐吧，我能给两位先生弄点什么喝的吗?”
“太好了。”我说，“来点儿朗姆酒吧。你呢，厄尔?”
“也来点儿吧。”他说。
德·威斯德勒友好地笑了，走到简易吧台那儿，给自己加满威士忌，给我们倒了两杯巴卡蒂(一种古巴朗姆酒)。我们随意地坐在了椅子上。
他给我们端来酒杯，并向我们举杯祝酒，而后喝了一小口。这完全都是法国式的作风。我们也举杯喝了一口，却没来法国那一套。他坐到了沙发上，双臂搭在扶手上，懒洋洋地坐着。他看起来有点儿颓废，却又不止于此，眉梢眼角还残留着热情。
“我非常愿意给弗来迪帮忙。”他说。
我和加登对视了一下，然后紧盯着这位侯爵，问道：“你这么说似乎是事情有可疑之处。”
他用那单薄的嘴唇啜了一口酒，说;“黑格斯先生说，要到开庭才能对此发言，可我想请求他不要让我为此事作证。”
“为什么呢?”
“我曾对警方说……我都说了些什么?噢，我确认了弗来迪的陈述，包括这陈述的每一个细节。可开庭，站在证人席上……我所能做的就是安静地离开这个岛，可不会为任何事作证。”
我惊讶地往前探了探身子，加登的眼睛也在镜片后烁烁发光，我想他这话也完全是在他预料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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