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博尔是座监狱，而且是座极其自由的监狱。如果高兴，犯人可以逃跑，警察不会兴师动众地追捕。巴斯特就是一个典型。
他只有二十三岁，因与毒品贩子有牵连而被判四十八年徒刑。结果在三兄弟的帮助下，他一年也没呆满就逃跑了，隐姓埋名地躲在加利福尼亚半岛南端的洛斯卡博斯，过起了悠闲的生活。
特雷弗是三兄弟的律师，去监狱的次数非常频繁，暗地里把信件带进带出。狱方明知其中有蹊跷，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对此不闻不问。
林克是看守，照理应格守职责，可每次特雷弗给他几张二十美元的票子，他都照收不误，到后来他竟然自动开口，索要每月一千美元的好处费。
《三兄弟》是折射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社会较不为人知的角落，监狱，犯人，竞选黑幕，同性恋……使我们对美国所谓的民主和法制又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社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虚伪本质。
方红 丁万江第一章法庭书记员穿上了每周出庭的标准装束，破旧褪色的紫红色睡衣，淡紫色毛圈布浴鞋，没穿袜子。穿着睡衣跑来跑去的囚犯不止他一个，但只有他敢穿淡紫色浴鞋。他名叫T·卡尔，曾在波士顿开过银行。
他的睡衣和鞋固然令人讨厌，但他的假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从中间分开，层层向下卷曲，遮住耳朵，紧紧的分左中右三路沉甸甸地披在肩上。假发是灰白色的，几百年前英国地方行政长官所戴的式样。是外面的一位朋友在曼哈顿格林尼治村的一家二手服装店里买的。
T·卡尔十分骄傲地戴着它出庭。尽管样子很怪，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不管T·卡尔戴不戴假发，别的囚犯总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监狱食堂里，他站在那张摇摇晃晃的折叠桌后，用塑料锤充当木槌，轻敲桌面，清了清尖细的嗓子，严肃地宣布：“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北佛罗里达州联邦初级法院现在开庭，全体起立!”
谁也不动，至少没人想站起来。三十个囚犯懒洋洋地斜靠在椅背上，有的看着他，有的在聊天，好像他这个人压根儿不存在。
T·卡尔继续说道：“请那些寻求正义的人们前来申诉吧。”
没人笑。几个月前，T·卡尔第一次这么说时，大家都觉得挺有趣。现在这只不过是例行公事。他小心翼翼地坐下，让人们有足够的时间欣赏他肩上跳动的假发卷儿。接着他打开用做庭审记录的厚重的红皮革笔记本。他对待工作真是一丝不苟。
从厨房走进三个人来。其中两人穿着鞋。一个还啃着咸饼干：那个打赤脚的人裤腿卷到膝盖，露出长袍下细麻秆似的腿，黑黝黝光滑无毛，左小腿上还有一大块文身。他是加利福尼亚人;三人穿着从同一个唱诗班弄来的浅绿色金边旧袍。这些袍子与T·卡尔戴的假发是从同一家商店买的，是他赠送的圣诞礼物：他因此保住了法庭书记员的职位。
当法官们长袍拖地、气派十足、慢悠悠地走来时，听众中响起了嘘声和笑声。他们在一张折叠长桌后落座，距T·卡尔不远不近，面对着听众。矮胖者坐在当中，他名叫乔·罗伊·斯派塞。因为没有首席法官，他就当了首席法官。以前，斯派塞靠着家乡小县父老乡亲的推举当上了密西西比州的治安法官。后来，联邦调查人员发现他瞒报了从一家圣地兄弟会俱乐部所得的赌博收入，就把他革职了。
“请坐下。”他说。其实根本没人站着。
法官们挪了挪坐椅，抖抖长袍，使之平顺地搭在身上。监狱长助理伫立一旁，可囚犯们根本不去注意他。他身旁是一个身着制服的看守。三兄弟在狱方的许可下每周开庭一次，审理案件，调停争端，解决犯人中的小打小闹。他们在犯人中起到了安定团结的作用。
斯派塞看看备审案件目录表，一张由T·卡尔准备的整洁的手写纸，说：“肃静!”
他右首坐着费恩·雅伯，加利福尼亚人，六十岁，犯偷逃所得税罪，已服刑两年，尚余五年。他至今仍对愿意听的人说，他的倒霉是由长期的积怨造成的。一位共和党州长成功地召集选民发动了一场罢免运动，把加州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雅伯罢免，主要原因是雅伯反对死刑以及他每次都采用高压政策拖延死刑的执行。人们要看到流血，雅伯却阻挠。共和党人趁势煽起一股反对雅伯的狂潮，罢免取得了巨大成功，雅伯被赶下了台。他们把他赶到大街上，就在他苦苦挣扎之时，国内收入署的人又找上了门，以偷逃所得税的罪名起诉他。雅伯在斯坦福大学受教育，在萨克拉门托被起诉，在旧金山被判刑，目前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联邦监狱服刑。
虽已服刑两年，费恩仍满怀怨恨。他仍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仍梦想打败对手，然而梦想正在破灭。他很多时间都在独自一人慢跑，晒太阳，梦想过另一种生活。
“第一个案子是马格鲁德起诉施内特。”斯派塞宣布，好像一次重大的反垄断审判即将开始。
“施内特没来。”比奇道。
“他在哪儿?”
“医务室。胆结石复发。我刚从那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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