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他说，“我总是合作，那是我的天性。”
我拨了他给我的电话号码，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女人接的。她对名叫贾妮丝·科温的人一无所知，而且没讲多久她就把电话挂断，没让我有机会多问几句。我投下一个铜板，又拨了一次，我怕我第一次拨错号码。听到同样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就把电话挂断。
电话号码停机后到这个号码重新给另外一个人使用，时间大概相隔一年。当然科温可能只是换了电话号码，但没有从怀科夫街搬走。一般人，尤其是女人，经常换号码以摆脱骚扰电话的纠缠。
但我相信她搬走了，我猜每个人都搬走了，离开布鲁克林，离开纽约市这五区，离开本州。我开始回头往怀科夫街走，过了半个街区，转过来，折回去，再转过来。
我命令自己停下来，在我的胸中和胃里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感觉，我怪自己在浪费时间，而且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就收了伦敦的支票。他的女儿躺在坟墓里几年了。杀她的人早有足够的时间跑到澳洲去展开全新的生活，我做这些事根本他妈的毫无意义。
我站着让强烈的情绪平复下来，想清楚我现在不去怀科夫街，要等一下再去，等吉尔曼下班时我再去，到时候可以顺便去查一下科温的住处。这时候，我想不出来关于芭芭拉·埃廷格谋杀案自己能做些什么，但有一件事我现在可以做以抚平我焦虑的情绪。
布鲁克林有个现象：你走不了多远就会看见教堂，在这个区里到处都是教堂。
我在法院街和国会街的拐角处就发现了一家，这间教堂已经关闭而且铁门深锁，但是上面有个指示牌指引我找到转角右边的圣伊丽莎白·西顿礼拜堂，有一个栅门通往这间挤在教堂和牧师公馆中间的平房式礼拜堂。我走过一个种满常春藤的庭院，里边有个牌子写着这里是埋葬科尼利厄斯·希内的地点。我懒得去看他是谁，以及他们把他葬在这里的原因。我从两排白雕像中间走进这间小礼拜堂。只有一个身体虚弱的爱尔兰妇人在里面，她跪在前面坐席上，我坐在靠礼拜堂后方的位子上。
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在教堂里面打发时间，好像是在我离开警察局以后，在我迁出赛奥西特区那栋房子并且离开安妮塔和我的孩子搬到五十七街的旅馆去住以后。我想我发现教堂是和平宁静的最后根据地。在纽约，这两件东西很难获得。
我在这间礼拜堂坐了十五到二十分钟，感觉很平静。我只是在这里坐着，先前的那些感觉就会慢慢消失。
离开之前，我先算好一百五十元，走到门口时，我把钱放入那个募捐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始这么做，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来不曾停止。这问题并不怎么困扰我，世界上很多事情没有结局，我做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原因。
我不知道他们把那些钱拿去做什么。我并不在乎，査尔斯·伦敦给了我一千五百元，这个举动并没有比我把其中的十分之一拿来送给不特定的穷人更有意义。
那里有一架子的奉献蜡烛，我停下来点了两根，一根给去世已久的芭芭拉·伦敦·埃廷格，虽然不像老科尼利厄斯·希内那么久。另一根给埃斯特利塔·里韦拉，一个大约和芭芭拉去世得同样久的小女孩。
我没有祈祷，我从不祈祷。
第04章
唐纳德·吉尔曼比他的室友大十二到十五岁左右，我想他没花多少时间练哑铃和跳绳。他一头红黄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睛透过尖角镜框里的深度镜片闪烁着冷冷的蓝色光芒。他穿着西装裤、白衬衫，戴领带。他的西装外套披在罗尔夫警告过我的那张椅子上。
罗尔夫说过吉尔曼是一名律师，因此他问我要证件时，我并不惊讶。我向他解释说，几年前我已经离开了警察局。听了这则新闻，他抬了抬眉瞥了罗尔夫一眼。“我是应芭芭拉·埃廷格父亲的要求才插手这个案件。”我继续说，“他要求我做调查。”
“但是，为什么呢?凶手已经抓到了，不是吗?”
“发生了一些问题。”
“哦?”
我告诉他路易斯·皮内尔在芭芭拉·埃廷格被杀的那一天有牢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明。
他立刻说：“那么杀她的另有其人，除非他的不在场证明是乱编的。这就可以解释她的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了，他可能怀疑，是呀，他可以怀疑任何一个人。假如我打电话给他确认你来这里当他的密探，希望你不会见怪。”
“他可能不好联络。”我带着伦敦的名片，我把它从皮夹里拿出来。“他现在可能已经离开办公室了，不过我想他现在应该还没到家。他一个人住，他的妻子几年前去世了，所以他很可能必须在餐厅里用餐。”
吉尔曼看了名片一会儿，然后把它还给我。我看着他的脸，看得出来他已经做好决定了。“哦，好吧，”他说，“我想与你谈谈不会有什么伤害，斯卡德先生，不过，我好像也不知道任何会有实质上帮助的事情，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桥下流水滔滔而逝，流过了水坝，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的蓝眼睛闪烁着光芒。“说到液体，我们通常在这个时候喝一杯，要不要跟我们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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