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勒斯坦的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
人脸上的不安神情是很容易觉察的，但是引起不安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情感——同情、痛苦、失望、悲伤、尴尬——如果调查对象不愿主动交待实情，那么只有通过表意学分析才能揭示出这种不安的情感根源。
凯瑟琳·丹斯这会儿仔细地分析着对方的眼神，同时发现他用手指轻抚着面前的时钟，嘴唇舔着嘴角。突然，她明白了：霍勒斯坦呈现出的是一种在逃避和抗争之间作出抉择的反应。
他感到恐惧——因为他自身难保。
明白了。
“霍勒斯坦先生，如果你能想起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事情，我们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她瞥了一眼塞利托，后者也点了点头。“哦，你放心好了。必要时，我们会在你的店外安排一名警员。”
神情沮丧的钟表商把玩着手中的一把微型钟表螺丝刀。
丹斯又把照片从挎包里拿了出来。“你能再看一下吗?看看你是否能记起什么。”
但他已经不需要再看了。他的身体向下陷了一些，胸口向后缩着，头却向前探出。霍勒斯坦旋即转入了认罪状态。“对不起。刚才我撒谎了。”
这是很难听到的话。丹斯曾给他机会为自己辩解，例如声称自己刚才看照片时看得太快了，或者说自己刚才头脑有些迷糊。但是钟表商却没有这样辩解。不用再绕弯子了——已经到了供认阶段，就这么单纯而简单。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时钟的事情。不过，问题在于，他威胁我说，如果我告诉任何人，他就会回来，就会伤害我，他会毁掉我所有的钟表，我的所有藏品!但是我不知道任何关于谋杀的事情。我发誓。我觉得他只是个怪人。”他的下颚在颤抖，一只手也伸进了刚才在修复的时钟外壳内。丹斯将这个姿势解释为他正在拼命地寻求抚慰。
她同时也发觉了其他的情感。表意学专家必须要判断出，针对所提的问题，或者他们所听到的事实，调查对象的反应是否合适。霍勒斯坦因为谋杀案而感到不安，而且因为自身的安全和财产问题而感到恐惧，但是和他们所谈论的话题相比，他的反应显得有些夸张。
正当她想进行深入探究的时候，钟表商解释了他为何如此担忧的原因。
“他每次杀人都会把这些时钟放在现场吗?”
塞利托点了点头。
“嗯，我得告诉你们。”他的声音显得很紧张，然后低声继续说道：“他不止买了两只时钟。他一共买了十只。”
[下午4：15]
第十一章
“多少只?”莱姆说。他一边重复着塞利托对他说的话，一边摇着头：“他打算杀死十名受害者?”
“看起来确实如此。”
在实验室里，莱姆身边一左一右分别坐着凯瑟琳·丹斯和塞利托，他们给莱姆看了一张根据钟表商的描述而制作出来的钟表匠合成照片。他们使用的是电子面部识别技术，这是在以前那种“身份识别工具包”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计算机处理的新版本，能够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来重构嫌疑犯的面部特征。影像显示为一名四十八九岁到五十一二岁之间的白人男子，圆脸，双下巴，鼻子很大，非常淡的蓝眼睛。钟表商还说这个凶手身高约为六英尺多一点。他身材瘦削，留着中等长度的黑发。没有戴任何首饰。霍勒斯坦记得他当时穿的是黑色衣服，但记不清究竟是哪种衣服了。
丹斯接着重复了一遍霍勒斯坦所讲的情况。曾有个男人在一个月前给他店里打来电话，询问一款特殊的时钟——并非某个特定的品牌，而是那种紧凑型的、钟面有月亮脸图案的钟，而且要嘀嗒声音很响的那种。“最重要的是，”她说，“要有月亮图案，声音要响。”
也许这样可以让受害者在垂死时听到时钟的嘀嗒声。
钟表商于是进了十只这样的时钟。到货时，那个男人来到店里，用现金付了款。他没有谈及自己的姓名和来历，也没有说明为什么需要这些钟，但他的钟表知识却很丰富。他们谈论了一番钟表藏品，什么人最近在拍卖会上买进了某种名贵的钟表，以及城里现在有什么钟表展览。
钟表匠不愿让霍勒斯坦帮他将时钟搬上他的车子。他里外搬了好几趟，亲自动手。“然后他回到店里，盯着霍勒斯坦看。他非常冷静地说，如果让别人知道他在这里买过钟，他就会回到这里，砍断霍勒斯坦的手指，砸碎他所拥有的每一件钟表。”
至于证据，他们在钟表店里几乎一无所获。霍勒斯坦不怎么做用现金支付的生意，所以钟表匠支付的九百美元和一些零钱大部分仍存在商店的钱箱里。但是钟表商告诉塞利托：“如果你想找指纹的话，这可帮不上什么忙。他当时戴着手套。”
库柏还是对这些钱进行了扫描，以便发现指纹，但只找到钟表商的指纹，塞利托之前已经采集了他的指纹作为对照组数据。那些现金上的钞票序列号也没有表明任何案底。库柏还用证据刷对钞票进行了清理，只发现一些毫无特征的灰尘。
他们推算出钟表匠与经销商联络的确切时间，检查了经销商电话上的来电身份记录，而且发现了一些可疑电话。但是这些电话都是用投币电话打过来的，地点在曼哈顿下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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