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问你。
你可有过这样的经验?自己的爱女被少年强暴，变成一具惨不忍睹的冰冷尸体?
当你的妻子被少年剥光，尽情玩弄过后，为了掩饰罪行，他还放一把火烧了你家，连你的母亲一起烧死，你曾直接面对这样的现实吗?
你的宝贝金孙被少年大卸八块，他还把他的头脚四肢当作装饰品，摆在你家门口，你曾看过这样的景象吗?
当你知道这些恶行全是未满十六岁的少年做出来的，你还能够心平气和地说要保护他们吗?
我想那些人权论者一辈子都不会碰上这种事，他们的生活安详平静，说穿了，他们是幸运之人。反正事不关己，他们听不到被害者的悲痛呐喊。就像美季在遗书里所写的，被害者的泣血哀嚎完全被“守护少年”的大合唱给掩盖住了。
我这样写，并不代表我主张应该严厉惩罚所有犯罪的少年。我只是想指出，面对年年累增的少年犯罪案件，以及犯罪人口的低年龄化现象，现行的少年法已经不足以应付，丧失它应有的功能。
当然，每次犯罪都有所谓的加害者和被害者。我们的少年法对加害者(少年)呵护备至，却完全漠视被害者的利益。举例来说，加害者(少年)的姓名、住所、职业，甚至连他的家人都在法律的保障下，得以完全隐匿，社会无从得知，可是，反观被害者，又是如何呢?
这些人除了每天悲叹度日外，他们的名字、住址、职业就不用说了，就连他们的家人都会因为追根究柢的媒体而曝了光。巨细靡遗的报导，不只是照片，就连和案件无关的过去、隐私都会被摊在阳光底下。打着教育、矫正的名号，犯罪少年被送进寄宿学校，悠哉地过着日子，被害者却为了躲避世人的目光，只能偷偷摸摸地活着。这不是全颠倒了吗?少年法的保密精神为什么不普及被害人呢?
更令人不解的是，法律规定审判犯罪少年的时候，不允许负责侦办的警察或是检察官到场。
一般的刑事裁判，对于法官的不当裁决或是误判，检方可以提起抗告，只要拿出新的证据，还有上诉一途可走。但有关少年的审判却完全交给一名法官，由他来裁决一切。
而且，审判的时候，除了犯罪少年本人之外，只有他的监护人、律师可以出席，被害者这一方根本看不到审判是如何进行的。
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他当然想知道对方是基于怎样的理由非得加害自己;对于这样的行为，对方是否感到自责、反省?这种事，被害人当然想透过自己的眼睛亲自确认。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想和那名少年当面对质，就算只听到一句抱歉都好。
可是，法律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因此，少年和他的律师可以扭曲事实，只提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有时甚至说出假供词，你也对他莫可奈何。这种密室审判，完全忽视了被害人和其家族的存在。
不仅如此，针对审判的进行还特地加上一条“以诚恳为宗旨，必须尽可能宽容”的周到条文。
这么一来，与其说这是审判，倒不如说这是以犯罪少年为主角，顺便让他的父母、律师也参一脚的辅导“座谈”。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揭开犯罪的真相，又如何进行公正的审判呢?
段内敬士在侵犯美季之后，曾说过：“多亏有少年法这道圣旨，让我感动得要掉眼泪了。”就是这个意思。
日本宪法主张：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然而，法律却只对加害者的少年百般呵护，让他们蒙受恩泽，但相对地，被害者的人权却惨遭践踏，被置之不理。对了解现实状况的人而言，这样的宪法根本就形同虚设!
美季临死之前，留下遗书给我，在里面她曾经提到：
“被害者和他的家人心中的怨恨和遗憾无法宣泄。这么不合理、不完善的法律，有存在的必要吗?”
这段话毫无疑问地是临死前的美季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呐喊。当时，我心中早已决定要赌上自己的生命，回应她的呐喊。
这就是我杀害段内敬士的动机。我代替不合理的法律制裁了他。我一点都不后悔。
当麻布西署的秋宫警部补带着他的部下，到我家来拜访我的时候，我正把义足解下，将用布巾包好的亚砒酸粉末藏在里面。看守所的狱卒不会去碰我的义足，所以到现在我都收得好好的。那是我为了以防万一，事先准备的毒药，看来它就要派上用场了。
刚被逮捕的时候，我原本打算在法庭上公开陈述我以上的那番意见。不过，被警方拘留的期间，我的想法改变了。就算法官愿意给我申述的机会和时间好了，能够听到我这番意见的人也只是少数几位旁听者。就算报纸会报导好了，我的意见也会被浓缩成短短几行文字。
修正少年法的主张，我想让大多数的人知道。因此，我决定以小说的形式将它发表出来。《米乐的囚犯》在我死后，会由文苑社出版发行。
至今为止，我的所有着作都写上“谨将此作品献给E”的献辞。
不过，当读者拿到即将刊行的《米乐的囚犯》时，在首页的地方，应该会看到以下的献辞吧。
谨将此作品
供奉在伊娃和美季的灵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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