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梵高(Vincent Van Gogh，1863-1890)，荷兰画家，后印象派三杰之一。
《蒙娜丽莎》(莱奥纳多·达·芬奇，1503年)
扶梯上的男人站在了最后两级梯子上，却又失去了平衡摔到了地上。他笨手笨脚地爬了起来，重新蹬上了梯子。对于外面发生的这一切，稳坐在地下监控室里的警卫没有丝毫察觉。这一次，闯入者爬到了梯子顶端，用锤子敲碎了窗户玻璃，并把几块碍事的碎玻璃敲掉，随后翻进了博物馆。警报响起。地下监控室里的警卫开始咒骂这该死的警报器为什么老是失灵。他走过电视墙，径直奔向了控制台，他关闭了警铃，丝毫没有注意到墙上的某个监视器里，正显现着窃贼的身影。
温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
《星夜》(The Starry Night)
窃贼转向《呐喊》，后者就悬挂在距离窗子仅有一码远的墙上。他剪掉了悬挂画框的金属线。《呐喊》的幅面相当大，估摸得有两英尺宽、三英尺高，再加上华丽的框架以及前后都嵌上了起保护作用的玻璃，它的整体分量相当重，很难被送出窗户，并沿着一架光滑的金属梯子搬运到地面上。窃贼尽力把身体探出窗外，把画框贴在了梯子上。
“接着点儿。”他轻声提醒自己的同伴，随后就像一位把自己幼小的孩子放到雪橇上并把雪橇送下陡峭的坡道的父亲一样，放手让画框滑了下去。
站在地上的同伴攒足了力气，接住了滑落下来的画框。接着这两名男子跑到了车里，把他们价值连城的猎物藏到了汽车的后座上，开足马力绝尘而去。他们在博物馆里待的时间总共不过五十秒。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这对窃贼拥有了一幅价值高达七千二百万美元的名画。
事情的全过程容易得难以想象。
“有组织的犯罪，挪威人的风格。”一位苏格兰场的探员事后惊叹道，“只不过是两个男人，外加一架梯子!”
早上6点37分，一阵冷风吹进了黑暗的博物馆，那扇被打破的玻璃窗的窗帘舞动起来。一部动态监控器触发了第二遍警铃。这一次那位年轻的警卫，二十四岁的吉尔·本特森才意识到肯定有什么状况发生了，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的他颤巍巍地估量着眼前的形势，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才好。自己探查出发生了什么情况?赶紧报警?此时本特森还是没有注意到那台最关键的蓝视器，它显示出有一部梯子孤零零地倚靠在博物馆正面的外墙上。他没意识到，警报声是从十号展厅传出来的，那里陈列着《呐喊》。
吉尔·本特森给他的上级主管打去了电话，后者正躺在床上，半梦半醒。本特森磕磕巴巴地汇报了情况。在他汇报的过程中，警报声又一次响起。此时是早上6点46分。本特森的主管已经完全被吓醒了，他咆哮着要求本特森火速报警，并检査监控系统。几乎就在同一时刻，一辆在奥斯陆空旷的街道上做例行巡逻的警车刚好开到了国家美术馆附近。只是匆匆一眼，警察就看到了构成这次罪案的关键要素：一个漆黑的夜晚，一架梯子，一扇破碎的窗户。
警车来了个紧急刹车，一名警察用车载电台通报发生了罪案，另外两名警察则向博物馆跑去。首先到达的警察顺着梯子爬了上去，眼看就要爬到梯子顶端的时候，他立足不稳摔了下来，就像不久之前的那位笨贼一样。
这下又得用到车载电台了，警察需要另一部巡逻车前来增援，并帮忙把摔伤的同伴送往医院。随后他们冲进了博物馆，这次他们是沿着楼梯冲到了楼上。
警察们径直冲向了那架梯子可能通向的房间，一股刺骨的冷风正从破碎的窗子吹进来。黑漆漆的房间里，沿墙挂满了绘画，但就在面向大学街的那扇髙大的窗户边上，却留出了一块醒目的空白。在随风飞舞的窗帘边上，踏着满地的玻璃渣子，警察开始勘查现场。一把钳子躺在地板上。有人留下了一张明信片。
罪案发生的这一天是个礼拜六，但它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礼拜六。2月12日是1994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天，这届赛事是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市举行的。对于绝大多数挪威人，对于那些政客、特别是文化艺术界的头面人物来说，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吸引到全世界的关注。
本届赛事的开幕式华美壮丽、气氛欢快，电视观众预计将达到二点四亿。说到“挪威”这个词，恐怕绝大多数人都难以产生比较切实的联想。一般人能够想到的无非是白雪、峡湾、松树，也许还有驯鹿，可能还有金发碧眼的女人。但这些联想似乎同样适用于“瑞典”。如果要说出一个挪威名人的名字，估计绝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会是一片空白。
在挪威各级政府官员的心目中，这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次扫除外界的无知的大好机会。当全世界的观众围坐在电视机前，他们将会看到举国欢庆的场面。他们将会看到一个最完美的挪威。
电视观众确实看到了一次庆典，但却被震惊和骇人听闻的行径毁了兴致。
“在这样美好的氛围下，”挪威文化部长评论说，“真是难以相信竟然会发生如此丑恶的事件。”
窃贼们的心态绝不会像文化部长一般忧郁。在拿到《呐喊》之后，他们故意留下一张明信片，成心要让警察找到。明信片上的图案取自挪威艺术家马利特·瓦勒(Marit Walle)的一幅绘画，后者擅长把日常生活中的情景转化为充满喜庆的卡通形象。比如瓦勒绘制的《荷尔蒙过剩》(Raging Hormones)，描绘的是两位灰色头发的主妇，她们在海滩上端着望远镜，眼巴巴地端详着周围的年轻后生们。看来窃贼们在寻找合适的明信片时也颇费了一番思量，他们看上的这张明信片，其图案取自瓦勒的《一段美好的故事》(A Good Story)，画面上是三名正在肆意狂笑着的男子，脸憋得通红，用拳头捶着桌子，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在明信片的背面，窃贼们留下了一行潦草的字迹：“感谢可怜的保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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