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为我们晚上住在一起。”她低声告诉女儿。
“你们是吗?”卡拉问。她想到母亲已守寡五年，现在也该是和另一个男人交往的时候了。
“当然没有!”母亲哼了一声，真的动了气，“这是什么鬼话。”(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这个女人的处事性格：和她开点有点色情意味的小玩笑还可以，但她有一条清楚的界线，一旦越界，你就变成了敌人，即使是亲生骨肉也一样。)
卡拉兴奋得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地跟母亲说着明天表演的事。她一边讲，一边仔细端详母亲。她发觉，尽管母亲已是七十几岁高龄，但皮肤却异常光滑，肤色健康红润得像襁褓中的婴儿，她的头发虽然大都灰白了，但其中还是夹杂许多不肯驯服的黑色发丝。美容师今天把她的头发盘起来，梳成一个流行的发髻。“妈妈，明天会有一些朋友去看我表演。如果你也能来的话，那就更好了。”
“我试试看。”
坐在床边扶手椅上的卡拉发觉自己的拳头突然握了起来，身上的肌肉紧绷，呼吸也变得短而急促。
我试试看……
卡拉闭上眼睛，感觉两行泪水流了下来。妈的!
我试试看……
不、不、不，完全错了，她愤怒地想。她母亲不会说“我试试看。”这不是她习惯说的话。她应该说：“我一定会去，亲爱的，我会坐在第一排。”要不，她就会冷淡地说：“不，明天我不能去，你应该早点通知我的。”
不管母亲怎么样，都绝对不会说“我试试看”。她要么答应，要么就拒绝。
除了现在——毕竟，她已不再是健全人了，最多只是个婴儿，整天只能睁着眼睛昏睡。
刚才这段对话其实完全出自卡拉的想象。嗯，应该这么说，卡拉说的话都是真实的，出于想象的只是她母亲的那部分，从“很好，亲爱的。你呢，日子过得还好吗?”开始，到最后出了差错的“我试试看”，全是卡拉自己想象出来的回答。
没错，母亲今天一个字都没说，昨天她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甚至更早以前就是这样了。她就像这样躺在外面有常春藤的窗边，陷入一种“醒着的昏迷”状态。有时，她就这样一连沉睡好几天;有时，她也许会突然醒过来，但嘴里只嘟囔着一些毫无意义的可怕声音，似乎在说她的脑海中正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走过，无情地折磨着她的记忆和心智。
但这个悲剧还有一个更糟糕的部分。尽管相当罕见，但母亲还是会偶尔有一小段清醒的时刻。这段时间虽然短暂，但却完全打破了卡拉原本的绝望。就在她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了最坏的事实，知道她所熟悉的母亲已永远离她远去时，母亲却又清醒了，正常得有如患脑溢血之前一样。于是卡拉的心理防线被冲破了。她就像一位饱受虐待的妇人，只因为丈夫一点点的悔恨，便完全原谅了他。在母亲清醒的那个时刻，卡拉立即说服自己，她的病情一定会渐渐好转起来。
尽管医生告诉她，虽然母亲一度清醒，但却对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可是，几个月前母亲清醒过来的那个时刻，医生并不在母亲的病床边。当时，母亲突然醒过来，转头对卡拉说：“嗨，亲爱的，你昨天带来的饼干都被我吃掉了。你特意加了好多核桃，你知道我喜欢那个，管它什么卡路里。”她露出少女般的微笑，“哈，真高兴你在这儿，我简直等不及了，现在就想告诉你昨晚布兰登先生用遥控器做了什么好事。”
卡拉惊讶地眨眨眼睛，因为她前一天的确带了核桃饼干来给母亲，而且里面确实多加了很多核桃。此外，母亲说得一点也没错，五楼那位疯疯癫癫的布兰登先生昨天真的偷了一个遥控器，利用玻璃窗反射，把信号发射到隔壁的护士休息室里，不断转换电视的频道和音量，让里面的人困惑了半个多钟头，还以为这幢大楼闹鬼了呢。
看，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她那充满活力的母亲、她那最真实的母亲，的确有可能在某一天从那受伤的躯体中逃离出来。
但第二天卡拉再来时，却发现这个女人只是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她，问她为什么来这里?来这里究竟想干什么?如果她是来催缴二十二块一毛五的电费账单，那么她已经付过了，而且有收据为证。在这个病房里，再也没有上演过类似核桃饼干和遥控器那样的精彩剧目。
现在，卡拉轻轻抚摸着母亲温暖、光滑、如婴儿般粉红的手臂，心里再次出现她平日来到这里时总会出现的感觉，一种已经麻木的三部曲式感受——她希望能让母亲安乐死，又希望她能突然好转，恢复过去充满精力的状态，最后，卡拉希望的是自己能早日脱离以上这两种相互矛盾的选择，尽快摆脱这种恐怖的负担。
她看了一眼手表，和往常一样，上班又快迟到了，巴尔扎克先生一定又要不高兴了。她将杯中的咖啡一饮而尽，把空杯子扔进垃圾桶，起身走到外面的走廊。
一位穿着白色制服的黑胖女人举手向她打招呼。“卡拉!你来多久了?”胖胖的脸上绽放出明朗的笑容。
“二十分钟了。”
“我应该早点过来的，”杰妮亚说，“她还醒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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