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做完现场鉴定正打算去开车，却被塞林托叫住了。
“喂，等一下，警员。”他刚打完一个电话，从脸上的表情看来，刚才这段谈话似乎令他很不愉快。“我得去和局长、署长开会谈谈‘魔法师’这件案子，不过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我们已经决定再增派一个人进专案小组，我想请你去接他过来。”
“没问题。不过，为什么要增加人手呢?”
“因为我们在四小时之内已有两具尸体，而疑犯却无影无踪，”他气急败坏地说，“这表示，上级长官不高兴了。告诉你一件身为调查警司必须学会的事——当你的上级不高兴，你也就不高兴了。”
叹息桥。
这座桥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中央街上，连接着曼哈顿拘留中心的两座高塔。
叹息桥——不知曾有多少人从上面走过。有身上背着上百条人命的黑手党老大;有吓得六神无主的少年，他们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只是拿了一根萨米·索沙棒球棍去对付那个把他妹妹肚子搞大的混蛋;有铤而走险的混混，为了四十二块钱而杀害一名观光客，因为他需要快克、需要威士忌……
此时，阿米莉亚·萨克斯正走在这座天桥上，朝拘留所走去。这个拘留所的正式名称叫伯纳德·B.克里克中心，但人们还是习惯用原本坐落在街对面的城市监狱的绰号来称呼它——坟墓。萨克斯把名字报给守卫，解下身上的格洛克手枪——她把随身带的那把私自携带的弹簧刀留在车上了，然后通过一扇哐哐作响的电动大门进入安全大厅。她一进去，门便在她身后关上了。
几分钟后，她要找的那个男人从旁边一间囚犯会客室走出来。这个人体态端正，年近四十，头上留着稀薄的棕发，随和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身穿蓝色衬衫和牛仔裤，外罩一件黑色的运动夹克。
“嗨，阿米莉亚，你来了，”这个人慢条斯理地说，“我是要和你一起去见林肯吗?”
“嗨，罗兰，你说对了。”
罗兰·贝尔警探的夹克敞着，萨克斯一眼便瞥见他腰上的皮带。他和大家一样服从规定，卸下武器才进拘留所，但她注意到贝尔的腰带上有两个空枪套。她回想起以前他们在一起工作时，曾经常谈起“钉钉子”——南方人喜欢用这个词来指代射击——的经验。射击是贝尔的兴趣之一，但对萨克斯来说，却是一种竞赛。
之前的那间囚犯会谈室里的还有另外两个男人，这时他们都走了出来，加入他们的谈话。其中一名身穿西装的男人是她认识的警探，路易斯·马丁内斯。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有着一双敏锐的眼睛。
第二个男人穿的是周末休闲服：卡其色长裤，黑色的艾祖德衬衫，外面套了一件褪色的风衣。贝尔为他和萨克斯作了介绍，说他名叫查尔斯·格雷迪，但刚才萨克斯见面就立刻认出他了。他是助理检察官，在纽约的执法机构中算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当别的检察官都早已转业或改调至其他更能获得利益的地方时，这位身材瘦削，已近中年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仍固执地留在州检察官办公室供职。许多新闻媒体在提到他的时候，往往会用“斗牛犬”和“顽固到底”之类词来形容他，甚至喜欢将他比作纽约的前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但与这位市长不同的是，格雷迪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一直很满足于留在检察官办公室，沉醉于自己的爱好——他简单地称之为“把坏蛋送进监狱”。
在这方面他可是声名卓著。他获得胜诉使被告被判有罪案件的记录，是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最高的。
至于贝尔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也和格雷迪最近侦办的案件有关，因为州检察官起诉了一名住在纽约州北部乡间小镇的保险经纪人。此人名叫安德鲁·康斯塔布尔，现年四十五岁，在保险这一行里默默无闻，却因参加了当地的军事团体“爱国者会”而名声大噪。他因涉嫌密谋恶意教唆杀人而被起诉，整件案子因为必须改变审判地点，而移至纽约市开庭。
随着审判日期的临近，格雷迪不断收到不明人士的死亡威胁警告。接着，就在几天前，格雷迪接到一个从弗雷德·德尔瑞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德尔瑞是联邦调查局探员，经常与莱姆和塞林托合作。他最近秘密参加一项机密的反恐行动，但他手下的探员却得到线报，获悉近日内可能会有人对格雷迪采取极端的暴力行动。这个星期四晚上或星期五凌晨，有小偷进入了格雷迪的办公室，这终于迫使警方展开行动，调罗兰·贝尔来负责保护检察官的生命安全。
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的罗兰·贝尔是土生土长的北卡罗来纳州人，他一直与塞林托合作，侦办凶杀案件及一些重大刑事案。除此之外，他还是纽约市警察局一个非正式机构的负责人，这个机构简称为“SWAT”，但并不是众人皆知的“特殊武器战术小组”，而是“保护证人小组”。
贝尔曾这样解释：“这是一种让某人在受到加害时活下去的专业技术。”
于是，贝尔身上便肩负了双重任务。他平日除了和塞林托与莱姆一起侦查刑事案，还得担任保护证人的行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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