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你可别以为这个工作是谁随随便便都能做的。归根到底那就是场买卖，既然是买卖，就要有始有终。”
芳光点了点头，但广一郎始终背对着他。
从东京到松本，有数条路线可以选择。
以前，可南子是乘坐特快列车来的，那是其中一条。当然，也有一种方法是乘坐相同路线的普通列车。
要选择哪个难以抉择。乘坐特快的话花费太大，但是乘坐普通列车的话，要反复地换乘好几次，可能要花四到五个小时。
反复斟酌，最后想到了高速巴士，于是决定坐那个。它比普通列车要快，又是最便宜的。一大早，他就一个人坐上了从新宿站出发的巴士。因为是工作日的第一班车，满眼都是空位。巴士从甲州街道开始进入中央道。
行李只有一个包。虽然行李可以托运，但是太麻烦，所以直接带到了座位上。比起包来，他更想放在手边的是里面放的文件夹。
文件夹里夹着迄今为止收集的四篇小说和《深层》的报导。他又涌起了想再读一遍的冲动，但是还没出东京他就已经晕车了，可以预见到旅途艰难，因此他决定先保重自己。
“安特卫普的枪声”这个词的诞生，就是在弦卷彰男的报导中。芳光不用看字，闭上眼睛就能大致上回忆出那篇报导的内容。
安特卫普的枪声
弦卷彰男
“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原以为这是平常的玩笑。因为那个人很张扬，经常开恶劣的玩笑让周围人大吃一惊，然后自己笑个不停。”
某位认识被害者的女性，在谈到对这个消息的第一印象时，如此说道。
一九七〇(昭和四五)年，二月八日深夜，以风光明媚而闻名的比利时的主要港口城市——安特卫普的SSQ酒店，被突如其来的喧闹所包围。有一名房客上吊身亡。死亡的是一名日本女性——北里斗满子女士，31岁(当时)。
SSQ酒店还保留着中世纪城堡的风貌，在安特卫普当地也是屈指可数的高级酒店。斗满子女士投宿的三二二号房的起居室和卧室是分开的，家具也是古色古香的上品，天花板上垂挂着豪华的吊灯。斗满子女士就是用这吊灯下挂着的床单上吊的。
“那个房间虽然被当做酒店，但也是我所引以为傲的一个房间，现在因为那起时间而有了瑕疵。” 说这话的，是旅馆的所有人帕特里克·布雷尔先生。现年五十九岁的布雷尔先生，把挂在墙上风景画取下向笔者展示。
“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弹痕。”
墙上被击出了一个小小的洞，这是为数不多的诉说当时状况的物证。
北里斗满子女士和丈夫参吾氏还有四岁的女儿，三人从陆路进入比利时境内，是事件发生三天前的二月八日。他们在三个月前就与SSQ酒店进行了预约，当天晚上八点半登记入住。二十六岁的酒店服务生向笔者如此描述这一家人的形象：“像是惯于旅行的人，而且给小费也很大方。”据他说，支付小费的主要是斗满子女士。
推测九日和十日他们在市内进行了观光。历史悠久的城镇安特卫普有许多值得一看的地方。虽然北里一家的行程不甚明了，不过他们可能去看了1520年建成的圣母大教堂等名胜。不过考虑到他们的孩子尚且年幼，也有可能去过的场所十分有限。据说，在这两天中，北里一家看上去不像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十日的夜晚，他们通过客房服务点了晚餐，所点的餐中不含酒。
酒店的服务台收到紧急通报，是在十一日凌晨一点三十七分。
“是丈夫北里先生打来的。”
接电话的服务台员工简短地对笔者说，
“他说，妻子上吊了，想要叫医生。是用十分冷静的法语说的。”
酒店方面一方面赶紧安排医生，同时从服务台调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前往三二二号房。他们在房间里看到的，是被北里氏横放在地毯上的斗满子女士，和从吊灯上垂下来的床单。
已经不需要医生了，斗满子女士已经咽气。酒店方面很快就报了警。
得到通知，酒店的所有人布雷尔先生也赶到了事发现场。
“看上去像是自杀。好像警察最初也不打算把它当做案件来处理。”
遗体上有细条状的勒痕，此外，左腕上有擦伤，警方认为那是强行把遗体放下来时造成的。据说，一开始就连警方都对北里氏表示同情。形势发生改变，是在警方向隔壁的房客听取证词之后。
“多名客人说，听到了枪声。”
于是警方展开搜索，在三二二号房的墙上发现了弹痕。于是明白了左腕上的伤是子弹掠过时造成的。警方把怀疑的目光指向了北里氏。
“一开始北里用我无法理解的语言来应对警方。印象中那些话我完全听不懂，因此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日语。但是，他和我们旅馆的人对话的时，用的是完美的法语。”
这种欺骗行为很快就被拆穿了，北里氏的处境变得险恶了。他也许是察觉到情况不妙，不等警察上门搜查，他就主动交出了一把他私藏的鲁格手枪。据他供述那是大战中德军的制式手枪，应该是欧洲产的。虽然那把枪枪身已经腐朽也不能正常地发射子弹，但还是不排除开枪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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