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您等一等。”
詹妮弗站住了。
肯尼思摸着下巴说：“租金还可以协商嘛，六十美元，怎么样？等您业务有了进展以后再考虑适当增加。”
这价钱倒还公道，六十元钱休想能在别处找到房子。不过，这地狱一般的鬼地方是不可能吸引当事人找上门来的。再说，自己的手头连六十元也没有。
“我租下了，”她最后说。
“您会满意的，”肯·贝利说，“什么时候搬东西来？”
“东西已全部在这儿了。”
肯尼思·贝利亲自在门上刷了块新招牌：
詹妮弗·帕克 律师
詹妮弗看着这块牌子，心里不禁百感交集。即使在情绪最消沉的时候，她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名字会列在私人侦探和收款员之下。可当她仔细端详这块稍稍歪斜的字牌时，一种自豪之感油然而生：她是一位律师，门上的牌子就是证明。
办公室有了着落，现在只等当事人找她办案了。
这时詹妮弗穷得连那家“牛排和饮料”店也进不去了。她在狭小的卫生间的电热器上装了个热菜的盒子。早餐是土司和咖啡，中午就饿着肚子，晚上则到“果满餐馆”或“中中菜馆”就餐。这两家店供应大块香肠、厚厚的面包和热土豆色拉。
每天上午九时整，她来到事务所，可是到了那里后，她无事可做，只是听肯·贝利和奥多·温泽尔打电话。
肯·贝利料理的案子主要是替人找回离家出走的配偶或孩子。最初，詹妮弗把他看成拐人钱财的骗子，一味地给人许愿，索取巨额预支款。但是她很快就看到，肯·贝利工作十分卖力，往往能履行诺言。他为人聪明，练达。
奥多·温泽尔是个不可思议的人。他桌上的电话铃声一天到晚总是不断。他抓起话筒，冲着它讲上几句，在纸上记下点什么，然后一连几小时外出不归。
“奥斯卡①专门负责收回商品的工作，”肯·贝利有一天这样跟她解释。
①奥多的昵称。
“收回商品？”
“是啊。收款公司派他出去收回汽车、电视机、洗衣机之类的东西。”说着他好奇地看了看詹妮弗。“你有主顾吗？”
“唔，会有的。”詹妮弗含糊其辞地说。
“别灰心，”他点点头，“谁能保证不做错事？”
詹妮弗脸上火辣辣的，原来他知道自己的底细。
肯·贝利正在打开一大包烤牛肉三明治，“你来吃点吧。”
“不，谢谢，”詹妮弗坚决地说，“我向来不吃中饭。”
“是吗？”
她看着他津津有味地把三明治大口大口地送进嘴里，他注意到她脸上的表情，又问道：“你真的……”
“谢谢你。我……我有约会。”
肯·贝利若有所思地看着詹妮弗离开事务所。他具有猜透别人心思的本领，并一向为此而自豪。可是，詹妮弗·帕克却使他有点捉摸不透。当他从报上和电视里看到詹妮弗的消息时，他认为一定有人出钱买通了这个女子，以破坏对迈克尔·莫雷蒂的审讯。可现在见了詹妮弗本人之后，他有点怀疑了。他自己结过一次婚，可是婚姻带给他的是一场灾难。从此，他对女人不屑一顾。然而一种无形的东西告诉他，眼前这个女子非同一般，她才貌双全，又富有强烈的自尊心。上帝！他提醒自己说：别发傻劲了，那种伤心事，一个人一辈子遇上一次就够了。埃玛·拉查洛斯①是个多愁善感的白痴，詹妮弗这样想。
①拉查洛斯是美国女诗人。诗作多以歌颂自由、反抗种族压迫为主题。她为纽约“自由女神”塑像写的《新的巨人》一诗，刻在塑像座底。这里引的是该诗中的两句。
“把那些疲乏不堪、穷愁潦倒、
渴望着自由地呼吸的人们，
都送来给我吧！
把那些无家可归、饱经风霜的人们，
都送来给我吧！”
任何一个想在纽约落脚谋生的人，在一个小时之内便会碰得头破血流。这里没有人关心你的死活，不要再垂头丧气了。可是要生存下去谈何容易！她身上只剩下最后十八美元了。公寓住房的租金早该交了，合租的事务所租金再过两天也得付了，再住下去是没钱了，即使要走，她也拿不出路费了。
詹妮弗根据电话号码簿的黄色索引②，依次给各个法律事务所打电话，希望被人录用。她总是用外边的公用电话打电话，生怕叫肯·贝利和奥多·温泽尔听了去。可是每次打电话的结果都一样——谁也无意用她。她恨不得马上回到凯尔索，谋一个法律事务方面的助手位置，或是给他父亲的朋友当秘书。要是父亲地下有知，见她四处碰壁，一败涂地，一定会含恨九泉的。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含垢忍辱回故乡去。现在急待解决的是盘缠。她在《纽约邮报》下午版中细细翻寻，总算找到一则广告：征求驱车前往西雅图的同伴，以共同分担路费。广告上登有电话号码，詹妮弗挂了个电话，可是没有人来接。她决定次日早晨再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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