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很美好，从理论上说来也没有破绽，唯一的问题是需要太大的勇气，所以我始终没有付诸实践。但是自从在唐亚辉身上找到了效仿的榜样，我一下子就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了。报纸上宣传先进典型时经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我怀着从唐亚辉那里汲取的无穷力量，天天晚上与方丽华“偶遇”，然后幸福地陪着她边走边聊，一直走到通往9号楼的路口才分手。我们聊得最多的是文学。我发现她果然读过许多名著，特别是外国作家的作品。当时这些作品的处境已很尴尬：一方面，图书馆还在敞开出借；另一方面，喜欢借来看的人又被视为思想情调不健康。于是这种人在每个班都成了极少数，类似于后来文革中常说的“一小撮”，而他们对文学的“不健康”爱好，也就成了一种准低级趣味，有点见不得人似的。所以“一小撮”在 “一大撮”面前绝口不谈文学，否则就是自找没趣，弄不好还会惹来各种想得到和想不到的麻烦。我可以断定，在六十年代的大学（至少是理工科大学）里，几乎每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种孤独感。
我和她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当我们发现彼此原是同类时，立刻有了共同语言。于是我们之间的话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长。有时到了应该分手的时候，两人谈兴正浓，便会不约而同地掉头往回走，在校园里再绕上两圈。
国庆节后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我们不知怎么聊起了前不久学校里举行的诗歌晚会。对各系的创作评头品足一番以后，她笑着问我：“工艺系的《祖国颂》是你的大作吧？”
“你怎么知道？”
“猜出来的。”
这时我已深得唐亚辉的真谛，具体说来就是开玩笑要敢于放肆，因此我像唐亚辉那样叫起来：“哟嗬！你简直赶得上吉普赛女郎了！是看着水晶球猜出来的吧？”
“吉普赛女郎根本用不着看水晶球，因为她早就知道你是工艺系的笔杆子……”
“应该说是工艺系的前笔杆子，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
“这么说，那是你给工程学院留下的封笔之作了？能不能给我看一看？”
“干吗呀？想挑刺是不是？”我有些摇头摆尾，“又不是《早春二月》……”
“美的你！你离《早春二月》还差得远呢！”她说，“不过有些句子倒是挺打动人的，所以我想看一看……”
“我写好就交给他们了，没留底。明天我把它找回来给你吧，恭请不吝赐教。”
“我还要不吝批判！”她把头一仰，哈哈大笑起来。
“方丽华，”我说，“我觉得过去的你又回来了。”
“过去的我？”她疑惑不解地看着我。
“我的意思是说第一次遇见的你。那时你是个爱说爱笑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后来在这里再见到你，却发现你不怎么爱说话，并且总是很……”
“很严肃，是不是？”
“不仅严肃，而且……忧郁。”
她想了一下，笑着摇摇头，带点自嘲的意味：“你说的没错，高中毕业后，我的性格的确变了。”然后看我一眼，忽然换了话题，“舒雁，问你个正经事：你毕业以后，打算去什么地方？”
“没想过。”我说。最近这段时间我很不愿意想毕业分配的事情，因为一旦毕业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没想过？”她似乎感到很好笑，“你呀，真不像个毕业班的。很多人一入学就在琢磨毕业以后的去向，你倒好，到这种时候了还跟没事人似的……”
“毕业分配是学校决定的，由不得我。”
“可是，你不是要填志愿表吗？”她很认真地说，“所以你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有所选择的。你不预先考虑好，到时候怎么选择？”
我点点头：“卓娅芳也这么说……”
“她怎么说的？”
“她说她们班很多人早就在摩拳擦掌，准备奋斗一场，提出的口号是‘战上海，争北京，不远不近到天津’……”
“这就对了嘛！所以你也应该早作考虑。不过你不是北京人，留北京的可能性不大……”她说到这里，深深叹了口气，我心里一阵发凉。
我仰头望着满天繁星，万般无奈地吐出一句话：“方丽华，你说我到哪儿去好？”
“我也不知道……”她声音很轻，仿佛在自言自语。一阵微风吹过，白杨树沙沙作响，仿佛在轻轻地叹息。几片树叶飘落下来，掉到我的头上，片刻之后又随风而起，不知飘向何方去了。
默默地走了一段，方丽华抬起头，轻盈地“整理”一下辨子，“听说你们专业每年都有嘉平的名额，是吗？”
“是的……”
“那你可以选择回嘉平嘛……”
“卓娅芳给我出的也是这个主意。可是……”
“可是什么？”她专注地看着我，黑眼睛亮晶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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