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总，你哪天出发？要不要我们院办派车？”苗玲说着顺手推开房门，随即发出一声惊叫：“啊——！”
我朝门里看了一眼，顿时傻眼了。地面、窗台、桌子、椅背上面，到处都是散乱的蓝图、文件、摊开的书刊、撕破的图纸袋。所有的抽屉都被拉了出来，倒扣在地上，五颜六色的铅笔、圆珠笔、图钉、回形针滚满一地……简直就是一个仓皇败退的国军司令部。
“哎呀！昨天我往你办公室送期刊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嘛。这是谁干的？”
我当然明白是谁干的。这个欧小姐怎么如此不择手段？不就是想搞点图纸弄点钱么，犯得着这么丧心病狂吗！这年头有些人为个“钱”字简直都精神变态了！
不过这些想法我没有说出来，我知道一说就把唐亚辉牵扯上了。
“肯定是夜里来小偷了……”苗玲继续大声嚷嚷。走廊上很快聚集起一小群围观的同事，一边探头张望，一边发表着很有中国特色的议论，中心意思是说保卫科是吃干饭的，院领导设置这种部门是吃饱了撑的。据说老外的脾气是敢骂总统不敢骂老板，咱中国老百姓的特色与他们正好相反。大伙儿说着说着突然没了声音，原来苗玲把保卫科的单科长领来了。
单科长在我的办公室里挥舞着双手，神情十分激动：“看看，看看！出事了吧？出事了吧？锁给撬了吧？东西丢了吧？他还说保卫工作不重要！他还说保卫工作不重要！……”
我和苗玲都明白单科长说的“他”是指陆院长。对于保卫科的设置，单科长比群众的牢骚还大，原因在于院里其他职能部门都是处级，唯有他这个部门叫做“科”，所以一有机会，谁都拦不住他借题发挥向全世界叫板。
踩着满地狼藉的纸张走了若干个来回，单科长终于告一段落，开始检查门锁：“咦，一点撬的痕迹都没有嘛，他是怎么进来的？舒总，房门钥匙你给过别人没有？”
“没有。”
“不过我们院办有一把。”苗玲说，“所有院长总工的办公室我们院办都留有一把钥匙，以便他们出差期间进去取个文件公函什么的。”
“你们把钥匙给过什么人没有？”单科长向她拧起眉头。
“没有。”苗玲的脸微微一红，“舒总的东西一般是我来送取，所以这个办公室的钥匙一直在我身上，你看，就在这儿。”
“这样吧，”单科长把手一挥，“舒总，你赶快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我们科里马上向派出所报案。我亲自去报案。亲自去！”
其实他也只能“亲自去”，因为他那个“科里”只有他一个成员。
单科长走后，我谢绝了苗玲的帮助，关上门独自将所有东西清点了一遍。似乎什么都没丢，最奇怪的是图纸一张也不少。每套图纸都有详细的图纸目录，我是对照目录一一检查的，可以肯定全部完整无缺，只不过被踩了一些脚印（主要是单科长的）。想了一下我明白了：买图的人想要建的只可能是小水泥厂，而我这里都是大型项目的图纸，不符合她的需要。不过这女人着实有些变态，连我放在书柜最深处的几十个旧笔记本都不放过，统统扔了出来，还故意一本一本翻开扣在地上。我的笔记本跟她有什么关系？我这些笔记本记的都是历年收集的技术数据，只有两本例外。当我发现这例外的两本也都健在时，不禁万分庆幸地舒了一口气。
这两本笔记都是因方丽华而写的。第一本她看过，还曾说要在以后回忆童年的时候与我一起再来看它。第二本没机会给她看，因为直到我写了满满一本，带着它毕业离校，她仍未从上海回到北京。毕业分配的情况正如方丽华所料，部属的嘉平工业设计院果然有不少名额，我轻而易举地分配来了。同来的还有本校的一批同学，包括卓娅芳，以及我们班的杨永远和刘文倩。唐亚辉也如愿以偿地回了嘉平，分配在地质队。那时他几乎天天都到我们这儿来，借口是地质队与我们院业务联系密切，其实是为了卓娅芳。
设计院的两派斗得不亦乐乎，竞相拉我们这些前红卫兵加入他们的组织，我最关心的却是下一届大学毕业生何时分配。我想那时方丽华可能也会分配到这个设计院，因为她说过这个单位很理想。我骑着自行车在嘉平街头终日游荡，每个地方都勾起我的无限缱绻。看到火车站，我想起她曾叫我到这儿来接她；走进图书馆，我想起我们原本打算一起到这儿来办借书证。我四处打听有没有擀面棍卖，最后在东门大桥买了一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
方丽华那一届是68年夏天分配的，然而我们院那年没有要大学生。方丽华的去向，是卓娅芳从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那里帮我问到的：她和赵军都分配到西北某个边远的省份去了，到了那里又由省机械局二次分配到下面的基层单位，至于具体到了哪个单位，那个同学也不知道。
我向那个省机械局写过许多信，这些信寄去后都石沉大海。两年以后，卓娅芳终于打听到了确切的消息。那时她与唐亚辉已经结婚，在出差途中碰到一个在那个省工作的同学，听他说方丽华是在一个叫六间房机械厂的小厂，已经和赵军结婚了。那天夜里我通宵都在给方丽华写信，写好后撕掉，然后再写，再撕……最后寄出的信是写给她和赵军两个人的。然而这封信却被退了回来，不知什么人在信封上写了四个歪歪扭扭的字：“查无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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