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这些芸芸众生中，谁也不能预料现在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大部分同伴都搬家离去，看起来好像合乎逻辑，而且一场灾难让他们很受惊吓，而且也打乱了他们原来就含糊不清的所谓计划。这样以来，多里克就失去了那些胆小怕事的听众，也使博瓦勒失去了拥护者和听众，也就是说失去了所谓的整体式被戏称为选举材料的、厚颜无耻的吹嘘对象了。
泄气了约两个月之后，博瓦勒开始又重整旗鼓了，如果他缺乏决断意识，事情不按他的指引，没有他的参与或通过，事情本身照样的解决了，这些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失败或失去了一切，那些过去和将来都还不曾做的，霍斯特人都忘记给自己选个领袖，所以位子还空着，只要你去拿就行了。
缺少选民，并不是成功的障碍，恰恰相反，在这个人口稀少的地区，引导选举战是易如反掌的事，至于移民们，没必要去管他们的观点如何，他们分散在岛的四面八方，互相之间也没有联系，不可能集中起来一起行动，如果以后他们返回营地，那也只会是一小部分人，这些人势单力薄，发现这里有一个政府正在工作，将不得在既定事实面前折服。
这个计划一旦形成，博瓦勒急忙将其付诸实际行动，只几天时间，他已了解到这个潜在的政府有三个党派，除了中间派和漠不关心的人们，一个是他自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领袖的一些人；第二个是对刘易斯·多里克的提议亦步亦趋的人们；第三个是受勒柯吉影响的人们，他经过反复地、深思熟虑地研究，认为这三个党派好像是势均力敌。
有了这个想法，博瓦勒便开始行动，用他那吸引人的口才，拉来了六十张选票，立刻举行了装模作样的选举。因为大部分人，不太了解这是件重大事情，于是有些人弃权，又必须来第二轮的投票，最后他的名下只剩了近三十张的选票。
通过这种避重就轻、变换手法的选举，他终于被选上了，他对选举看得很认真，这以来，博瓦勒对自己的前途不再担心，如果这头衔，没有赋予他的选民负担他的生活费用的权力，那么他就不必要来做这个领袖。
但是还是有烦恼困扰着他，最根本的常识告诉他，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搞好管理，然而在实际进行工作中，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
显然，刘易斯·多里克在这方面，却不会有什么烦恼，他所依仗的共产主义学校，就可以简化一些问题，是十分清楚的，他的箴言是：一切归公，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的看法基本上可以容纳他的这种格言，因此他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实施，甚至可以不花太大的力气，就可以推行其严格的法律，或者是这些人温顺地听任安排，而且霍斯特人也许正在尝试这种方式也许做得不坏，这些人数量有限，而且不与外人交往，这就是他事情成功的最有利的条件，而且也许在这种特殊环境中，按照共产主义的格言，他们或者能够争取到各取所需的目的，并实行绝对的平等，以开展平均化为条件，目前还说不上是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或是降低人的生活水平。
不幸的人，费尔丁南，博瓦勒，并没有公开主张共产主义，而是信奉集体主义，其组织机构，不是一般人为的力量就能以达到目的的，必须有一个更复杂、更重要的机制。
而且，这种学说可以实现吗？如果在十九世纪末所表现出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什么作用的话，有必要提醒人们避免悲惨的失败，激起广大的同情，引导人们寻找减少灾乱的自救方法，激发他们更高的积极性，而产生较为全面的法律，其结果是只有从完善的社会秩序中得来，如果在批评中找到一个牢靠的阵地，看来，还是容易办到的！
费尔丁南·博瓦勒不好的一面，绝对是他没有什么好批评、好毁坏的，既然在霍斯特岛上一无所有，而且它处于建设中，就这点而言，也是无先例可循的。
确实社会主义并不是形成文学的科学，它并没有形成整套完整的学说，必须先破坏而后创造，因此博瓦勒不得不自己创造，看来，要彻头彻尾地创造一个随便什么样的社会秩序，还是件棘手的事情，并且还要知道，如果人们只满足于忍受相互交换生活，同时摸索着向永无休止的变化前进，那是因为他们别无任何选择，只能如此而已。
不管怎样，他的指导思想有连贯性，他并不是从那种，不要求通过生产方式的社会化而取消竞争的社会主义学校来的，对于所有的学派来说，这是共同的，最低的要求，尤其是集体主义者的信条，博瓦勒只能遵循服从。
不巧的是，这样一条原则，如果没有一个强大复杂的生产机构的旧社会，这是个表面道理，然而在霍斯特岛上，这样的表面道理也一无所有，除非将集体主义变成纯粹的共产主义，那时，人们愿意把农具、树林、田地和牧场，都看成是生产工具，其实，真正的生产工具是移民的双手和勇气。这就是博瓦勒为什么被这么多人痛苦、困惑所折磨的原因。
当他自我探讨这些严重的问题时，他的选举有了奇怪的结果，营地已是如此地人烟稀少，而且还常常有些人正在搬走。
第一个是阿里洛德士一家，率先做出了榜样，由于事情产生转折而不太让人放心，他过了河。就在那天，博瓦勒的雄心，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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