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尽管桑道夫伯爵上了这个骗子的当，——换一个人怕也难免——还决定要竭力将萨卡尼排除在事件之外。他想，这并不难，要证明萨卡尼从未参与阴谋，只是一个普通的会计，新近才被介绍到扎特马尔家里，只负责处理一些伯爵的私人事务，跟叛乱没有任何瓜葛。如有必要，伯爵想请银行家西拉斯·多龙塔作担保，证明他这位年轻雇员无罪。虽然还没治罪，万一到了这步，伯爵认为，无论主犯还是胁从，都不会牵扯上萨卡尼。
总之，奥地利政府对特里埃斯特以外的匈牙利和德兰斯瓦尼亚的起义者该是一无所知。尚无迹象表明他们已受到了株连。对此，伯爵他们毫不担心。至于自己，他们已决定矢口否认，除非有密谋的物证揭穿他们。若是这样，也就死不辞。总有一天其他人会把失败的独立运动复兴起来，会重又推出新的领袖。他们，要说认罪的话，就是坦陈他们的希望，指出他们为之奋斗，并终会实现的目标。甚至不用为自己辩护，这一局既然输了，便慨然就义。
桑道夫伯爵和他的两个朋友认为，警察局的这次行动只限于极小范围，这一判断，并非毫无道理。在布达、佩斯、克洛桑堡，在所有那些一旦特里埃斯特发出信号，便揭竿而起的城市里，警察四处搜寻一无所获。因此政府要秘密逮捕特里埃斯特的三位起义领袖。之所以把他们囚禁在毕西诺城堡里，之所以不希望此案了结之前张扬出去，就是妄图通过这种安排，了解那封寄往特里埃斯特的密码信出自何人之手，又是从什么地方寄出来的。
希望破灭了。约定好的讯号不曾发出，便不复存在了。独立运动停息了，至少是暂时性地偃旗息鼓。因此政府出于无奈，只好以高级叛国罪的名义，将审判局限于桑道夫及其同谋。
然而，调查花费了一些时间。这样，六月二十日前后，才开始对被告进行预审。被告之间没有来往，只有在法官面前才得以见面。
政府将审判起义领袖的任务委以一个军事法庭。大家清楚，这样一个特别的法庭对案件的预审是何等简短，审判和判决的执行又是何等迅速。
经过情形如下。
六月二十五日，军事法庭在毕西诺城堡底层的一间大厅里集会，同一天，被告出庭受审。
审判简短而平淡，无任何意外事变。
上午九时开庭。从监禁以来，一方是桑道夫、扎特马尔和巴托里，另一方是萨卡尼，二者还是第一次碰面。在被告席上，桑道夫伯爵和二个朋友一一握手，仿佛是个新的证明，他们将同心同德。扎特马尔和巴托里的一个手势，桑道夫伯爵心领神会，他们信赖他在法庭上要讲的话。无论是伯爵还是他们二位朋友，都不愿接受律师的辩护。时至如今，桑道夫伯爵的所作所为都光明磊落。在法官面前要讲的话也一定掷地有声。
法庭的门开着，从这一意义而言可以说是公开审判。然而，几乎无人到场，因为此案没有外传。顶多，来了二十多个人，还都是城堡里面的。
首先验明被告身分。紧接着，桑道夫伯爵要求庭长说明他和他的朋友正在什么地方受审，但这一请求被拒绝了。
萨卡尼的身分也经验证，他没有发表任何能将自己与同伙划清界限的讼词。
这时法官向被告出示了告密者提供给警察局的密码信复制件，并宣读了其内容。
当法官要被告承认是否接到过原件时，被告要求拿出证据。为此，他们出示了在扎特马尔家里搜出的密码方格纸板。
桑道夫伯爵和他的二个同伴不能否认这块纸板为他们所有。他们甚至试图否认的念头都没有。事实上，在这一物证之前，也无话可说。既然密码方格纸板是用来阅读密码信函的，被告接到了这封密码信原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这时他们才明白起义的秘密是如何泄露的，指控的依据又是基于何物。
从而，双方的问答一下子明朗起来。
桑道夫伯爵不再否认，他代表两个朋友宣称，一场旨在使匈牙利摆脱奥地利，然后重建马扎尔人王国的自治运动已经发动。要不是他们被逮捕，运动最近就会爆发，匈牙利即将重新独立。桑道夫伯爵，作为起义的领导者，想把罪名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但他的朋友都表示抗议，情愿与之同生死、共命运，以同谋为荣耀。
审讯无法再继续了，当庭长问到被告和外部的联系时，他们拒绝回答。一个名字也没有吐露，一个人也不会出卖。
“您得到我们三个人的脑袋，”桑道夫伯爵简单地答道，“该知足了。”
仅仅三个脑袋，因为桑道夫伯爵此时正努力为萨卡尼，这个年轻的会计开脱，他是经由银行家西拉斯·多龙塔推荐，来到扎特马尔家工作的。
萨卡尼只得证实伯爵的话，说他对阴谋一无所知。他是刚刚吃惊地得知，阿克道托这所宁和的住宅里策划着一起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被捕时他之所以没有抗议，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桑道夫伯爵和萨卡尼都没费什么力气，就达成了这种局面，或许军事法庭对此已有了自己的结论。根据法官的意见，对萨卡尼的指控立即解除。
约下午二点，审讯结束，并且当庭审判。
马蒂亚斯·桑道夫伯爵、拉蒂斯拉·扎特马尔伯爵、埃蒂安·巴托里教授，是为高级叛国罪，被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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