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我的萨摩亚病人所发出的莫名其妙的“吼吼”声。但是错误用药对精神分裂病患者的大脑所造成的伤害是长期的。有时，后果甚至是悲剧性的。
在对米勒太太进行简短的诊断过程中，我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她的错觉相当严重——尤
其是她非理性地坚持认为自己是被特邀参加这些婚礼的。虽然她不肯告诉我她受邀的详细内容，但是我在做诊断时，还是把重点放在了这上面。
米勒先生看到我的处方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就像是在房间里注入了氦气，可以产生足够的浮力，托起他的希望之舟。但是米勒太太对此不满，她和我们争论，还谈条件。她解释说自己参加婚宴是受某种力量所迫，如果把她的这种想法比作火车的话，我真有些跟不上。但事实上，她的想法更接近于不到十岁的孩子开的碰碰车，而不是火车。
五分钟里，她一直在默默流泪，但最终她还是接受了我的建议和她丈夫的鼓励。她丈夫自始至终十分温柔，并且不断保证不管怎样都会陪在她身边，当然我向她保证要解决她的思维紊乱，我的办法是最好的。我确信她完全是出于这些原因才接受的。
当她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时，眼中流露出的恐惧是我长期以来在办公室里见过的最令人痛心的。她把头靠在丈夫的肩上，眼中噙满泪水，“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他说：“有我在，有我在，有我在。”
诊疗的时间太长了，我都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顺利，米勒太太当时愿意接受似乎就意味着前方的路将变得平坦无阻。
“不能再参加婚礼了吗？”她刚连说了八个“好吧”，她丈夫又连说了三个“有我在”，才不一会儿，她就又疑惑地问我。“哦，威利威廉的昵称。，这是不是说以后都不能再参加婚礼了？”
比尔——威利——看着我，等我回答。
我说：“是的，恐怕是这样。”
我从头到脚都感受到了她的失望，她悲叹道：“他们会做什么呢？噢，他们会做什么呢？”
我从她眼中看到的不是关切，而是恐惧。她说的不是“我该做什么呢？”而是“他们会做什么呢？”她担心的是“他们”。
当然，我想知道“他们”是谁。是她还没出席过他们婚礼的新娘新郎？还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更大——那些在她耳边嘀咕或者大声乞求她去参加婚礼的邪恶的声音。
我不知道。我估计她也不会告诉我。至少那天不会。
当米勒夫妇坐在我办公室里时，我就自认不是市里最适合为米勒太太做个人诊疗的心理医生，我的设备不够好。我把我的基本判断跟他们解释了一下，并且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给玛丽·布莱克打了电话——就是在汉娜死前跟她一起办公的那个精神病医生——问
她能否接手这桩紧急病例。
我为米勒太太选一位精神病医生是因为我知道米勒太太的初期诊疗以及之后的长期护理都会涉及到对安定类药物的搭配和处理，而在科罗拉多，这类药物的供应仅限于医学领域。我选玛丽·布莱克做米勒太太的精神病医生不仅因为玛丽为人不错，还因为她来这儿时间不长，渴望接触新病人。我觉得让米勒太太等上几星期再接受诊疗不好。
玛丽欣然同意下午晚些时候就为米勒太太做诊疗。米勒先生开车把妻子直接送到了玛丽的办公室，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同时见过米勒夫妇了。
几个月后，我和玛丽一同去我们的一个朋友家参加夏日派对，玛丽·布莱克对我说——“你
还记得你介绍给我的那个女人吗？那个总是参加婚礼的女人？”——她的意思是对米勒太太的诊疗已经变成了杂乱无章的胡乱对付，传统药物的失败尝试，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化合物的使用以及反反复复的短期、稳定、紧急入院诊疗的大杂烩。
市里的婚礼筹划者、牧师、神职人员、拉比们都听说了米勒太太的事。市里几乎每场婚宴的引座员都有她一张10×8大小的，参加婚礼时的照片，六个月后，她的心理健康诊疗毫无起色，而且几乎每星期六她都会被某一座教堂拒之门外。
这正是我担心的后果。
玛丽跟我讲完米勒太太的事之后，又告诉我另一件事。她说：“我觉得我丈夫不会像她丈夫对她那样支持我。那叫鼓舞，真正的鼓舞，他为她做了那么多……”
玛丽的眼神还告诉我一件事：她知道我心里明白，我欠她一个好丈夫。
比尔·米勒一年多后回来看我。当时刚过完圣诞节，正是1月份，博尔德的金发小公主恰好就在那个可怕的圣诞节被发现死在家里的地下室里。我与比尔只聊了一会儿，大概十五分钟。他来是想感谢我对雷切尔的帮助。我对他说，事实上我觉得自己什么忙都没帮上。
虽然他也知道玛丽·布莱克对她的诊疗并没什么效果——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和雷切尔分开了一段时间的缘故——但是我没问的细节他也没提及。我们聊了聊小女孩在圣诞夜被谋杀的事，他还提到这事对他孩子影响很大，然后他问我有没有注意到《照相机日报》上的一则报道，讲的是圣诞节前几天，一名整牙医生在切托卡被车撞死的事。我说我看了这篇报道。他告诉我他目击了这起车祸，我猜他可能正是为了这事才回来找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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