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这事后，你去看她不觉得有点怪吗？”
“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吧。”
我无法确定。心理学家是不能为之前已有关系的人做诊疗的。比方说，我不能为格雷斯的学前家庭教师做诊疗。但我不知道如果双方同时出现在某处可能是谋杀现场的地方是否算得上“之前有关系”。以前所有关于职业道德的讨论都没提到过这种情况。
我不想把黛安娜逼疯，所以我不再犹豫，我说，“没有，我觉得其他的没问题。”
“好，不管怎样，我已经把汉娜的其他几个病人介绍给了市里的心理诊疗师。你别难过，我没有无视你的才华——他们都只要女分析师，宝贝儿。但大部分病人都想暂时停止诊疗。最难办的是告诉那些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她死了，又是怎么死的。”
“想像得到，”我们又向前走了两步。“你会跟她谈谈吗？”
“跟谁？”
“马洛里。”
“什么意思？”
“有没有可能她会打电话来，而且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噢，我的天。”
“嗯？”
“有可能。我接到过两次很难应付的电话……一个女的……很年轻——我猜是个科罗拉多大学的学生——她要找‘格兰特’医生。我忘了自己当时有没有问她的名字。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她挂了，噢，天啊。”
“她是什么时候打来的？”我问。
“上星期，可能是星期一。天啊，我可能就是跟她在说话。”
“你还记得说了什么吗？”
“我当时心里很烦，”黛安娜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空洞。“我可能没处理好。汉娜的病人问我她是怎么死的，我……”
“透露她有可能是被谋杀的？”
“不仅仅是我，艾伦。每个人——那些报刊——不仅仅是我……”
我拍拍她。“没关系。”
“那孩子真的很难过。我本想提出跟她见个面，但她挂了。”
黛安娜在马洛里失踪前几天可能跟她谈过话，这意味着什么？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有可能马洛里搁下电话后就相信她的心理诊疗师被人谋杀了。
“另一次电话呢？你说你接到两次难对付的电话。”
“另一次是一个男人打来的。他想知道病历记录会怎么处理。我回答说会由我来保管，并向他保证我会绝对保密。他也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他问我如何才能拿到病历记录，我跟他讲了。他不要我帮他介绍别的分析师。他真是……急躁。”
我没有立刻回答。黛安娜接着说：“提到病历，汉娜的律师——那个帮她立遗嘱的人——在
圣诞节前几天曾打电话给我，问汉娜有没有留下记录好准备账单。”
“给她病人的账单？”
“对。”
“真无礼。那个律师是谁？”
“他叫杰里·克兰德尔。我不认识他。他只处理一般事务，通常不接手离婚的案子。”黛安娜的确接过很多有关离婚和拘留的心理案例；她认识市里所有的私人律师。“我也这么告诉他这样太冷漠了。他说他受汉娜委托，有责任帮汉娜追回应收账款，这是她的财产。”
“信托责任归信托责任，我可不想收到我已故的心理诊疗师寄来的账单。”
“他是律师，和我们不一样。先让我说完吧。”黛安娜不等我说好，又接着说，“我告诉他我会查一下，然后再联系他。那段时间你们去滑雪了，我就查了查汉娜的工作日程，与她最近的咨询记录做了对照，然后就把应收账款明细给了他。我做这事时没找到那个孩子的咨询记录，汉娜肯定没收她钱，这是惟一一个没有写在工作日程上的咨询。”
“别的咨询都做了记录？”
“我找到的都做了记录，汉娜毕竟是汉娜，她一向严谨。”她重重地吐了口气。“艾伦，我该做些什么呢？”
“简单地说，什么都不用做。黛安娜，你根本不确定那个孩子是否就是马洛里。我觉得你该为那个孩子保密，所以，有关那次咨询，你一点风声都不能透露。”
“一定是她。”黛安娜说。
我没理会她。“咨询中有没有发现她家有虐待儿童的情况？”
“没有。”
“好吧，你得保密，对警察也不能说。”
“如果警方查出马洛里被人绑架了呢？如果她父母收到了什么条子，或被人勒索，我还是不能说吗？”
我思考了好一会儿，三个年轻妈妈在人行道上推着婴儿车从我身边经过，这场面就好像高速公路上货运车并驾齐驱，你追我赶一样。
“如果是这样，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按理来说，孩子被绑架的话，事情的性质就等同于虐待儿童，这样的话你就无须为她保密了。如果真的认定孩子是被绑架的，而你又觉得你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那么从道义与法律两方面来说，你都应该把一切告诉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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